一、郭沫若与《资本论》（论文文献综述）
刘奎[1]（2021）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郭沫若的社会转向研究》文中认为郭沫若在从文学走向革命的过程中,有一个社会转向的阶段。这具体表现为:扬弃纯文学理想,转向教育等领域;参加"五卅"等社会运动;了解并译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参与社会经济问题论争;参加社会调查,深入江南乡镇,用政治经济学方法分析社会结构。郭沫若的转向由多种因素促成,个人方面是早期创造社的解体及文学志业的危机,时代因素是新文学自身的困境与后"五四"时期新青年的社会出路问题,他的社会化是一代人的历史缩影。社会转向不仅使郭沫若的志业从文学转向教育并最终转向政治,还使他挣脱文人趣味的旧式文学生产机制,将文学嵌入变动的社会结构,激活文学的社会性,这让他的文学风格从抒情转向反讽。对社会性质的政治经济学分析,是他后来选择革命道路的依据。
张晓鹏[2]（2021）在《“替曹操翻案”:1959年前后历史理论的变动》文中认为“替曹操翻案”是新中国成立后在历史和现实因素的双重刺激下产生的一场历史人物评价运动。因此,这一运动蕴含着复杂的学术内涵和微妙的政治意蕴。对于作为政治事件的“替曹操翻案”,学者和舆论抱有极大的兴趣,而对作为学术、思想事件的“曹操论战”,关注者却寥寥无几。事实上,“曹操论战”或包涵、或体现着1949年后一系列重要历史观念的变迁。对于这些观念转折及其影响的认识,有待进一步展开。论战的动机与过程,是首先要搞清楚的内容。郭沫若通过创作历史剧《蔡文姬》等方式发起“替曹操翻案”,并非仅仅是个人志趣的表达,而是存在着现实的考量。所谓“总理的提示”确有其事,但似乎是出于无意间,既非命令,也非政治任务。毛泽东虽确曾与郭沫若直接讨论过曹操,但他的“提示”更多的是“暗示”而非“明示”。1957—1958年间,毛泽东数次在公开场合评论曹操,这一举动为具有敏锐政治嗅觉的郭沫若意会,论战的发生便带有了二人“唱和”的意味。相较之下,探寻曹操论战的学术背景显得更有意义。论战的发生顺应了近代以来“替曹操翻案”的潮流,并与新中国成立初期学术界正在进行的众多热点问题交叉在一起。同时,经历了 1958年“史学革命”的学术界,有识之士将重新评价曹操作为打破沉闷学术空气的突破口,论战的发生提供了契机。论战发生后,争论的核心问题可以归结为“曹操能否超越阶级,推动历史进步”。在实际争论中,对曹操的评价及具体问题的讨论难以做到非此即彼,俨然一片混战,但大多学者都从不同程度上肯定了曹操的历史作用。在清理基本事实的基础上,才能以思想史的视角对“曹操论战”进行重新审视。概括地说,“曹操论战”从价值、立场与方法三个层面与1949年后历史理论的嬗变发生关联。从价值的角度看,论战首先冲击的是传统的儒家伦理。儒家思想是中国古代的官方意识形态。在其影响之下,传统史学承担着社会教化的功能。因此,传统史家在历史研究中往往将价值判断置于事实判断之上。无论是从“正统史观”还是曹操个人道德的角度出发,曹操早已成为传统史学否定的对象。晚清近代以来历史进步观念的兴起,对传统史学以道德为本位的评价方式产生了冲击。社会进化论和唯物史观是历史进步观在近代中国前后相续的两种存在形态。新中国成立后,唯物史观成为主流历史观念。在“曹操论战中”,鲜明地呈现了历史评价的标准,由以政治伦理和个人道德为本位的“道德评价”,向以历史功绩为本位的“事功评价”的转移。从中可以看出“曹操论战”对儒家伦理史学解构的影响。具体表现在,“人民选择”与“正统观念”的对立、“客观效果”与“主观动机”的矛盾、“历史规律”与“个别人物”孰重孰轻等层面。在民族立场与阶级立场的视野下,“曹操论战”的思想史同样彰显出深刻的思想史意涵。站在“人民本位”的立场上,曹操的作为,尤其是镇压黄巾起义的“罪行”自然不能被宽恕。而站在民族本位的立场上,曹操统一北中国等历史功绩却无法忽视。“人民本位”思想的发展演变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涵盖新中国成立之前中共革命党人和学者对历史主体认识和探索的过程。毛泽东、郭沫若等人的相关论述表明,“人民本位”的实质就是“阶级本位”。在新中国成立后新的历史环境中,“人民本位”思想呈现出种种缺陷:这一历史观念已不能适应中国共产党从革命者到中华民族代表这一角色的转换。在历史研究中,对“人民本位”对“封建社会”的全盘否定存在着走向民族虚无主义危险。1959年“替曹操翻案”无疑可以视为执政党的思维方式从“人民本位”转向“民族本位”的具体表征。正是因为站在了民族的立场上,才对曹操作出了肯定的评价。只有在这个立场上曹操才能超越阶级,成为黄巾农民起义的继承者。郭沫若是从曹操对整个中华民族的贡献的角度而不是打击了侵略者的角度提出曹操应当是一个民族英雄的。也是从这个意义上,曹操攻打乌桓才有了民族融合的意义。在方法论视野下,“替曹操翻案”体现出新中国成立后史学研究领域,阶级观点与历史主义之间的博弈。阶级观点在传入中国之初,就由于其同情劳动人民的底层价值倾向产生偏差。新中国成立后更是变本加厉,在1958年“史学革命”中彻底走向绝对化。相对于传统史学对曹操评价的“旧案”,“阶级观点”对曹操否定的“新案”似乎更为牢固。正统主义史家从来没有将镇压农民起义作为曹操的一项罪状,相反,只有运用阶级观点研究历史的学者才作如是观。因此能否为镇压黄巾起义的曹操翻案成为论战中学者最为纠结的问题。也正因为如此,“曹操论战”不仅仅像学者通常认为的那样从客观上反对“史学革命”,而是从主观上就是对“史学革命”的反拨。更为明显的是,论战中反对阶级观点对曹操的否定,由为曹操翻案进一步扩展到为殷纣王、秦始皇、武则天其它封建统治阶级的帝王将相翻案,进而反对“打破王朝体系”的口号等等,都是反对阶级观点片面化的体现。在历史人物评价理论问题的讨论中,“曹操论战”坚持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形成的评价历史人物的历史主义方法,批判了论战中的“非历史主义倾向”,尤其是对个人在历史上地位肯定,对个人与人民群众在历史上作用关系的正确探讨,都带有对史学界错误倾向“纠偏”的意义。在新中国成立后大大小小此起彼伏、堪称波澜壮阔的论辩中,“曹操论战”只能算得上是其中一朵小小的浪花。前有1958年“史学革命”,后有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曹操论战”如何能不被淹没?更致命的是,“曹操论战”夹在二者中间,却并未能够“力挽狂澜”,扭转史学界一路向左的趋势。从这个意义上说,“曹操论战”对绝对化阶级观点的反拨只能算“昙花一现”。但我门不能因此就否定它在史学史上的贡献。“曹操论战”呈现出的自由民主的学术气氛十分难能可贵,不同社会身份的人群广泛参与其中,发挥了不同的作用。作为新中国成立后史学界最热门的话题,曹操论战是一场大规模地运用唯物史观进行史学研究的实战演练,推动了唯物史观的普及运用,同时,它对阶级观点的反思,是对唯物史观发展的推动。在相关理论问题的讨论中,曹操论战对于推动马克思主义历史人物评价、农民战争、古史分期等理论问题的深入,功不可没。在具体的研究中,曹操论战引发了建国后长达三十年曹操研究的高潮,进而带动了对汉末魏晋历史的研究。当然,这并不是说“曹操论战”无可指摘。如果是论战在史学史上的贡献是得大于失,那么它在思想史上却留下了相当严重的后果。“替曹操翻案”的对儒家伦理的批判导致了历史与伦理的决裂。曹操的许多行为,比如杀人、奸诈的个人品质,违反了人类的普世价值,是在任何历史时代、任何社会背景中都不值得被提倡的。历史进步标准也不能完全取代道德评价。传统史学的伦理教化功能无法全盘否定。马克思主义史学也并非与价值无涉。因此,重建史学与伦理的联系,重视史学中“史学伦理”的研究,应当成为史学理论研究中的重要内容。
程鹏宇[3]（2020）在《导师与论敌：论侯外庐眼中郭沫若的双重形象》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1930年,郭沫若出版了《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标志着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诞生。1932年,侯外庐读到了郭沫若的这本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着作,对其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此后逐渐在郭沫若的影响下开始了对中国历史的思考,但也提出了对郭沫若史学的批评意见。1941年,侯外庐写作《中国古典社会史论》、正式从经济学转向史学之时,不仅将郭沫若视为学习的对象,更是将之视为超越的对象。侯外庐一生把郭沫若既当成导师又当成论敌,这种符合辩证法的学术态度体现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优良学风,促进了其健康发展。
蔡震[4]（2020）在《郭沫若与内山完造和内山书店》文中研究指明郭沫若留学日本的背景与流亡日本的经历,使得他的人际交往关系中有不少日本朋友,其中有两位日本书店的老板可以说是很重要的朋友。一位是文求堂主人田中庆太郎,一位是内山书店老板内山完造。不过两家书店一个在东京,一个在上海。郭沫若与两位书店老板交往的经历和情况也大为不同,但他们在郭沫若的人生轨迹中都是
张勇[5]（2020）在《郭沫若与左联东京分盟二三事》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1930年3月2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在上海成立。据《左联盟员名录及部份盟员左联时期活动简介》一文统计,"前后参加‘左联’的正式盟员258人,其中上海总盟153人,北方‘左联’81人,东京分盟18人,其他地区6人。"在这份名单中,郭沫若赫然在列。我们都知道,1928年2月,由于受到蒋介石的通缉,郭沫若不得不化名"吴诚"流亡
舒梓剑[6]（2019）在《唯物史观视域下郭沫若的史学研究 ——以《李白和杜甫》为例》文中提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肯定了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取得历史性成就的基础上,强调了新时期下坚持唯物史观理论与方法的重要性。唯物史观作为马克思创立的两大理论成果之一,阐明了人类发展的本质及一般规律,是人类历史发展观中的科学形态。作为中国唯物史观史学开拓者的郭沫若,在历史研究中取得了丰硕的成就。本文就郭沫若学术着作《李白与杜甫》为蓝本,评论史学着作《李白与杜甫》的利弊得失,总结唯物史观视域下郭沫若史学研究的成就与不足,努力为新时期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发展提供一定理论参考与借鉴。郭沫若唯物史观的形成并非一蹴而就,郭沫若唯物史观的形成和完善与中国社会的变迁和历史任务演变有着密切关联。20世纪20年代在革命运动的时代洪流中,郭沫若接受唯物史观,在思想上实现了三个层面上的转变,从泛神论到唯物主义思想的转变;从个性解放到阶级革命的转变;从偶像崇拜到人民本位的转变。进入到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郭沫若完善了唯物史观指导中国历史研究的理论,突出了将生产关系总和作为古史研究的线索,将阶级属性作为批判历史人物的立足点,将革命斗争作为历史研究的指向。待到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以后,随着中国历史任务由新民主主义革命转为社会主义建设,郭沫若没有停止运用唯物史观指导中国历史研究的步伐,而是不断提升着对唯物史观的理解,推动着中国唯物史观史学的新发展。总之,郭沫若唯物史观史学思想随着社会和时代的变化发展与时俱进。《李白与杜甫》是郭沫若唯物史观史学研究的新范式。首先就史学的叙事内容而言,《李白与杜甫》一书全景式的对李白、杜甫以及两者关系作了细致梳理,不仅涉及了李白与杜甫生平及经济状况,还对两者的哲学思想进行了探讨。其次就《李白与杜甫》体现的史学研究方法而言,在评价方法上坚持历史与道德批判相统一,主张从历史发展观点和儒家道德评判标准的双向维度出发;在分析方法上遵循历史唯物主义的辩证法思想,充分运用生产力与生产实践、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以及人民群众和历史人物的辩证关系;在还原人物方法上坚持运用毛泽东阶级分析的史学观点,重视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作用。最后就郭沫若运用唯物观指导历史人物研究的学术表征而言,《李白与杜甫》彰显了“二重证据法”、历史地理学以及生理医学的跨学科学术表征和“人民本位”思想同“文史互证”方法相结合的学术表征。通过对郭沫若《李白与杜甫》史学内容、方法和学术表征的论述,可知唯物史观视域下的郭沫若史学研究对中国史学的走向和进程产生了深远影响,引领了唯物史观同中国具体历史研究的结合,奠定了唯物史观指导中国历史研究话语权的基础,为党领导的革命和建设提供了学理性的依据。但郭沫若的史学研究还存在时代的缺陷和不足,对于上述缺陷和不足我们不能一味苛求,而需因时代的局限报以理解和同情。总的看来唯物史观视域下郭沫若的史学研究遵循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原则与方法,是马克思主义史学中国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学习和深入郭沫若的史学研究对于新时期的历史研究具有重大的经验借鉴和现实启示。
高希中[7]（2018）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前沿报告（2016年7月—2017年6月）》文中研究指明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而言,本年度可谓带有"总结性"的一年,不论是中国通史的撰写,还是对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史学史、史学家的研究,都非常明显地体现出"总结"的特征。就中国通史而言,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主编的五卷本《中国通史》自2016年5月出版以来,广受社会赞誉,继而在2017年8月推出"大字本"。就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而言,集中体现于《史学理论研究》杂志创刊30年纪念上;对中国史学史研究而言,
黄勤,谢攀[8]（2018）在《翻译场域中的资本较量对郭沫若翻译活动的影响》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在布迪厄的社会实践论中,资本不仅是实践的产物,亦是实践的工具,贯穿整个实践过程。鉴于此,翻译可看作是译者在翻译场域中凭借自身的各种资本,与相关行为主体进行资本角逐的实践活动。本文从社会学角度考察了郭沫若在翻译场域中与不同行为主体间的资本较量及这种资本较量对郭沫若不同时期翻译活动的影响,从而阐明翻译场域内各行为主体间的资本较量对翻译活动具有不可忽视的影响作用。
李斌[9]（2017）在《河上肇早期学说、苏俄道路与郭沫若的思想转变》文中提出郭沫若通过翻译河上肇《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及与孤军社论战,批判地接受了河上肇的部分理论,清算了河上肇早期学说对中国革命的消极影响,逐步完成了向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与河上肇等人不同,郭沫若认同列宁理论、憧憬十月革命,认为在帝国主义侵略下,中国应走苏俄道路,通过社会革命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新国家",然后发展国家资本主义,为共产主义做准备,而个人应以高度的组织纪律性,像"蚂蚁"一样积极投入无产阶级集体的革命实践中去。郭沫若此时确定的思想观念、革命信仰和行为准则,终其一生未尝改变。
徐洋,林芳芳[10]（2017）在《《资本论》在中国的翻译、传播和接受（1899-2017）》文中指出《资本论》在中国的翻译、传播和接受史可分为四个时期。19世纪末—20世纪20年代,《资本论》的原理初步传入中国;20世纪20年代一1949年,《资本论》中文部分译本和全译本诞生,《资本论》研究进一步展开,其原理被运用于中国革命;1949—20世纪70年代末,《资本论》翻译和传播进入全新阶段,《资本论》原理被运用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20世纪70年代末至今,《资本论》的翻译、研究取得重大成果,《资本论》传播向纵深发展。本文系统梳理了《资本论》在中国的翻译与出版、研究与教学、宣传与运用,考察了《资本论》中文译本的各个版本,介绍了《资本论》少数民族语文译本以及《资本论》在港台地区传播情况,分析了《资本论》原理在中国各个历史时期的研究状况,总结了中国《资本论》百年传播史的特点和经验,指出《资本论》在中国的传播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紧密联系在一起,并随着中国人民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实践而不断深化。
二、郭沫若与《资本论》（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郭沫若与《资本论》（论文提纲范文）
（2）“替曹操翻案”:1959年前后历史理论的变动（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的缘起与意义 |
| 二、研究综述 |
| 三、本文的思路与创新点 |
| 第一章 1959年“曹操论战”概说 |
| 第一节 “替曹操翻案”的背景 |
| 一、从《蔡文姬》的创作动机说起 |
| 二、“主席的提示” |
| 三、毛泽东“替曹操翻案”的用意探究 |
| 第二节 “曹操论战”的内在理路 |
| 一、近代以来“替曹操翻案”的潮流 |
| 二、“曹操论战”发生的学术环境 |
| 三、史学界“拨乱反正”的突破口 |
| 第三节 “曹操论战”的过程 |
| 一、酝酿: 从文学讨论入手 |
| 二、开战: “翻案者”的理论立场 |
| 三、对垒: “反对者”的逻辑 |
| 四、混战: 具体问题的讨论 |
| 五、下沉: 学术圈外的讨论 |
| 第二章 价值: 从道德评价到事功评价 |
| 第一节 传统史学与儒家伦理 |
| 一、历史与道德的悖论 |
| 二、传统史学的儒家伦理特色 |
| 第二节 从“道德”到“事功”: 历史人物的评价标准 |
| 一、历史进步观对道德评价的冲击 |
| 二、论战中曹操评价标准的转换 |
| 三、辩证法: “全面地”评价历史人物 |
| 第三节 “曹操论战”对儒家伦理史学解构的影响 |
| 一、“人民选择”与“正统观念”的对立 |
| 二、“客观效果”与“主观动机”的矛盾 |
| 三、“历史规律”与“个别人物”孰重孰轻 |
| 第三章 立场: 从人民本位到民族本位 |
| 第一节 1949年后思想转移的背景 |
| 一、从革命者到中华民族的代表者 |
| 二、民族史观与阶级史观的张力 |
| 第二节 “人民本位”的实质——阶级本位 |
| 一、平民主义: 毛泽东人民观的根本特征 |
| 二、“帝王本位”的反面: 郭沫若人民本位思想 |
| 三、“人民本位”史观与唯物史观的内在冲突 |
| 第三节 从“阶级”到“民族”: “替曹操翻案”的立场 |
| 一、民族与阶级视野下的曹操 |
| 二、“曹操打黄巾”: 对“人民立场”的商榷 |
| 三、“曹操打乌桓”: “民族英雄”论何以成立 |
| 第四章 方法: 从阶级观点到历史主义 |
| 第一节 新中国成立后阶级观点的绝对化 |
| 一、底层倾向与阶级观点的中国化 |
| 二、阶级观点的深化与偏向 |
| 三、伦理主义: 绝对化阶级观点特征 |
| 第二节 “曹操论战”中对阶级观点的反拨 |
| 一、“新案”难翻: 阶级观点对曹操的根本否定 |
| 二、隐晦批评: 对阶级分析的纠偏 |
| 三、直接反拨: 遏制“史学革命” |
| 第三节 “曹操论战”中“历史主义”与“非历史主义”讨论 |
| 一、历史人物评价的历史主义方法 |
| 二、论战中对历史主义评价人物方法的运用 |
| 三、论战中对“非历史主义”的批评 |
| 第五章 “曹操论战”的评价与反思 |
| 第一节 “曹操论战”在史学史上的失与得 |
| 一、对阶级观点的反思“昙花一现” |
| 二、学术氛围与论战群体自由广泛 |
| 三、理论问题与具体研究的推进 |
| 第二节 历史与伦理的决裂:曹操论战的最大困惑 |
| 一、曹操论战的思想史后果 |
| 二、马克思主义史学的道德维度 |
| 三、“史学伦理”: 重建历史与道德的联系 |
| 结语 |
| 一、论战对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纠偏” |
| 二、论战后历史观念的转折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3）导师与论敌：论侯外庐眼中郭沫若的双重形象（论文提纲范文）
| 一、1930年前后的郭沫若与侯外庐 |
| 二、侯外庐对郭沫若史学的评价 |
| 三、导师？论敌？———郭沫若在侯外庐眼中双重形象的解析 |
（4）郭沫若与内山完造和内山书店（论文提纲范文）
| 一 |
| 二 |
| 三 |
（5）郭沫若与左联东京分盟二三事（论文提纲范文）
| 一 |
| 二 |
| 三 |
| 四 |
（6）唯物史观视域下郭沫若的史学研究 ——以《李白和杜甫》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引言 |
| 1.1 选题背景 |
| 1.2 研究意义 |
| 1.2.1 理论意义 |
| 1.2.2 现实意义 |
| 1.2.3 研究的可行性 |
| 1.3 国内外研究现状及趋势 |
| 1.3.1 国内研究现状 |
| 1.3.2 国外研究现状 |
| 1.3.3 研究趋势与不足 |
| 1.4 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 |
| 1.4.1 研究思路 |
| 1.4.2 研究方法 |
| 1.5 本研究主要拟定创新点和难点 |
| 1.5.1 创新点 |
| 1.5.2 难点 |
| 第2章 郭沫若对唯物史观的接受与确立 |
| 2.1 郭沫若唯物史观立场的形成 |
| 2.1.1 从泛神论到唯物主义的转变 |
| 2.1.2 从个性解放到阶级革命的转变 |
| 2.1.3 从偶像崇拜到人民本位的转变 |
| 2.2 郭沫若唯物史观立场的成熟 |
| 2.2.1 以生产关系总和作为古史研究的线索 |
| 2.2.2 以阶级属性作为批判历史人物的立足点 |
| 2.2.3 以革命斗争作为历史研究的指向 |
| 2.3 郭沫若唯物史观立场的新发展 |
| 2.3.1 推进了唯物史观和中国具体历史的进一步结合 |
| 2.3.2 强调了阶级矛盾在古史分期中的作用 |
| 2.3.3 确立了历史人物研究的新范式 |
| 第3章 唯物史观视域下的《李白与杜甫》 |
| 3.1 《李白与杜甫》的研究内容 |
| 3.1.1 李白生平、先祖及家室研究 |
| 3.1.2 杜甫的经济状况研究 |
| 3.1.3 李白与杜甫的哲学思想研究 |
| 3.2 唯物史观视域下《李白与杜甫》的研究方法 |
| 3.2.1 评价方法上:坚持历史与道德批判相统一 |
| 3.2.2 分析方法上:遵循历史辩证法的基本原则 |
| 3.2.3 还原人物方法上:运用毛泽东阶级分析的史学观点 |
| 3.3 唯物史观下《李白与杜甫》的学术表征 |
| 3.3.1 跨学科研究的取向 |
| 3.3.2 “人民本位”同文史互证的结合 |
| 第4章 唯物史观视域下郭沫若史学的评价及启示 |
| 4.1 唯物史观视域下郭沫若史学的成就 |
| 4.1.1 建立了唯物史观史学的范式,启发了唯物史观的传播和研究 |
| 4.1.2 开拓了唯物史观史学的领域,引领了唯物史观史学的发展方向 |
| 4.1.3 为党领导的革命和建设提供了学理性的依据 |
| 4.2 唯物史观视域下郭沫若史学的不足 |
| 4.2.1 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解有简单化倾向 |
| 4.2.2 对历史人物的评判有时“矫枉过正” |
| 4.3 唯物史观视域下郭沫若史学的启示 |
| 4.3.1 评价方法上:坚持“人民本位”批判性继承传统文化 |
| 4.3.2 分析方法上:坚持批判历史虚无主义 |
| 4.3.3 学术品性上:树立自我批判的史学修养 |
| 结论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7）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前沿报告（2016年7月—2017年6月）（论文提纲范文）
| 一 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整体考量及推进 |
| (一)马克思主义历史学何以冷清沉寂。 |
| (二)史学大众化的成功探索——《中国通史》(大字本)出版。 |
| (三)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近三十余年的总结。 |
| (四)关于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重要会议。 |
| 二 马克思主义史学史的推进 |
| (一)中国史学史三部贯通、整体性大作。 |
| (二)中国史学史专题研究。 |
| 三 史学研究回归“中国本土”呼声日高 |
| 四 马克思主义史家研究 |
| (一)关于郭沫若先生的研究。 |
| (二)关于侯外庐先生的研究。 |
| (三)对尹达先生的研究与纪念。 |
| (四)关于其他先生的研究。 |
| 五 批判历史虚无主义思潮 |
| 六 国外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 |
| 七 未来之待望 |
（8）翻译场域中的资本较量对郭沫若翻译活动的影响（论文提纲范文）
| 1. 引言 |
| 2. 场域、惯习与资本之间的关系 |
| 2.1 资本在社会实践论中的重要地位 |
| 2.2 资本在社会实践中的根本特性 |
| 3. 翻译场域中的资本较量对郭沫若翻译活动的影响 |
| 3.1 资本较量中的被动态势 |
| 3.2 资本较量中的主动态势 |
| 4. 结语 |
（9）河上肇早期学说、苏俄道路与郭沫若的思想转变（论文提纲范文）
| 一 |
| 二 |
| 三 |
| 四 |
| 五 |
（10）《资本论》在中国的翻译、传播和接受（1899-2017）（论文提纲范文）
| 一、19世纪末—20世纪20年代:马克思名字的传入和《资本论》原理的早期传播 |
| 二、20世纪20年代—1949年:《资本论》部分译本和全译本的诞生,《资本论》研究的初步开展并被运用于中国革命 |
| (一)最初翻译《资本论》的努力 |
| (二)《资本论》第1卷的翻译 |
| (三)郭大力、王亚南完成《资本论》全译本 |
| (四)1949年以前《资本论》在中国的学习、研究概况 |
| 三、1949—20世纪70年代末:《资本论》翻译和传播在中国进入全新阶段,《资本论》原理被运用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 |
| (一)郭大力、王亚南译本的两次全面修订 |
| (二)中央编译局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框架内翻译《资本论》 |
| (三)1949—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的《资本论》学习、研究情况 |
| 四、20世纪70年代末至今:新形势下《资本论》的翻译、研究取得重大成果,《资本论》传播向纵深发展 |
| (一)中央编译局完成《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并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框架内校订《资本论》中译文 |
| (二)《资本论》少数民族语文译本和港台地区《资本论》传播情况 |
| (三)中国《资本论》的学习和研究在挑战中向纵深发展 |
| (四)党中央对《资本论》学习和研究的重视 |
| 五、中国《资本论》百年传播史的阶段、特点和经验 |
四、郭沫若与《资本论》（论文参考文献）
- [1]20世纪20年代中期郭沫若的社会转向研究[J]. 刘奎. 文艺研究, 2021(12)
- [2]“替曹操翻案”:1959年前后历史理论的变动[D]. 张晓鹏. 山东大学, 2021(10)
- [3]导师与论敌：论侯外庐眼中郭沫若的双重形象[J]. 程鹏宇. 历史教学问题, 2020(03)
- [4]郭沫若与内山完造和内山书店[J]. 蔡震. 郭沫若学刊, 2020(01)
- [5]郭沫若与左联东京分盟二三事[J]. 张勇. 传记文学, 2020(03)
- [6]唯物史观视域下郭沫若的史学研究 ——以《李白和杜甫》为例[D]. 舒梓剑. 成都理工大学, 2019(02)
- [7]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前沿报告（2016年7月—2017年6月）[J]. 高希中. 理论与史学, 2018(00)
- [8]翻译场域中的资本较量对郭沫若翻译活动的影响[J]. 黄勤,谢攀. 外语教学, 2018(05)
- [9]河上肇早期学说、苏俄道路与郭沫若的思想转变[J]. 李斌. 文学评论, 2017(06)
- [10]《资本论》在中国的翻译、传播和接受（1899-2017）[J]. 徐洋,林芳芳. 马克思主义与现实, 2017(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