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我国有了第一部《气象法》（论文文献综述）
王江[1]（2021）在《论碳达峰碳中和行动的法制框架》文中研究说明建构碳达峰碳中和行动的法制框架是推动其由政策引领、技术推进向法制保障转变的当务之急。宪法序言和总纲中的相关规定是建构碳达峰碳中和法制框架的统领,环境保护法体系、能源法体系和相关法律是碳达峰碳中和行动的法制框架的支架,其共同塑就了碳达峰碳中和行动的法制框架的雏形。缺失应对气候变化的国家专门立法、缺损减污降碳协同增效的基础性规则以及相关立法的立法目的缺乏协调,集中映射了我国碳达峰碳中和行动的法制框架的关键缺失。完善举措包括:制定"气候变化应对法"补救国家专门立法的缺失;将扩大温室气体对象范围。补救减污降碳协同增效基础性规则的缺损;将碳达峰碳中和体系性地融贯于环境保护法体系和能源法体系。
关泠[2]（2020）在《中国当代军事百科全书编纂研究》文中认为军事百科全书编纂是以“编纂”为核心的创造性精神劳动,是社会科学文化活动中的专业实践活动。中国当代军事百科全书编纂是中国军事科学研究的重要组成,也是军事辞书编纂的重要领域。编纂实践始于20世纪80年代,它是中国军事科学发展史和辞书编纂史上的一项开创性工作。以《中国大百科全书·军事》第一版及《中国军事百科全书》第一版、第二版等为代表的一系列大型军事百科全书、辞典,系统介绍古今中外军事领域知识,全面总结军事理论与军事实践,建立起富有中国特色的军事百科知识体系,是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成果,体现了中国当代军事科学发展水平,在传播军事知识,推动军事科学发展,服务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相对于编纂实践,对军事百科全书编纂理论的探索虽然产生了一些重要的研究成果,但还不够丰富,特别是近10年鲜有系统的研究。本文以近代以来世界军事百科全书编纂谱系为框架,将中国当代军事百科全书置于该框架中研究与考量。以中国当代军事百科全书编纂历史为主线,通过回顾不同历史时期编纂机构、编纂人员、编纂成果的发展,总结军事百科全书编纂经验。通过考察军事百科全书编纂的理论依据和基础,军事知识秩序的建立过程,编纂系统工程的运行方式,研究军事百科全书编纂理论与方法。通过探讨编纂的政治性与客观性的科学考量,以及文献资料研究在编纂中的作用,研究军事百科全书编纂规律。以中国当代3部大型军事百科全书为个案,从其编纂内容、编纂实践、编纂现代化着手,研究军事百科全书编纂特色与创新。本文运用军事学、辞书学、史学、编辑出版学及传播学理论和专业知识,对中国当代军事百科全书作了系统研究。从“学科论”出发,考察军事百科全书的知识分类及其与军事学科的建立与发展的关系。从文化缔构的角度考察军事百科全书编纂体系在建立新的军事知识秩序,实现军事知识的规范化、标准化方面发挥的重要作用。以辞书框架理论考察军事百科全书编纂主体与编纂客体相互作用的过程。本文首次对中国当代军事百科全书编纂历史进行了系统研究。查阅了1980年至2016年军事百科全书编纂原始文件、资料、档案、会议记录等,访谈了部分直接参与编纂的专家学者和重要事件亲历者,厘清了编纂中的重要事件、节点及发展脉络。通过考察中国当代军事百科全书编纂体制和机制的形成与发展,并与国内外其他百科全书编纂进行比较,提炼并总结了编纂特点、作用和贡献。通过对军事百科全书编纂与军事学科的建立及发展进行系统探索,认为编纂活动为军事学相关学科的建立和发展奠定了基础,并推动和深化了相关领域的理论研究。首次集中对编纂中若干重要历史问题的处理和解决进行探究,通过文献梳理、档案整理、访谈记录等,重点研究了解放军军战史、重要人物若干问题的编纂原则、标准,以及表述、评价标准（准则）的形成,如长征“密电事件”、抗日战争中人民军队战绩等表述的形成及我军36位军事家的确定过程等,集中反映了编纂工作与科学研究的相互促进及其统一。本文拓展了军事百科全书研究的领域,丰富了相关研究成果,为后续研究提供了思路与借鉴。
李小强[3]（2020）在《中国环境法法典化的实现路径》文中指出民法典编纂引领了法典化的新潮流,法典化议题在环境法学界又一次刮起了一股"强劲之风"。那么,中国的环境法法典化该如何实现,首先应该从法典化与环境法法典化之间的关系谈起,这也是环境法法典化命题提出的一个前提。中国环境法法典化的实现既要重视中国传统的法典化之"本土资源",又要借鉴其他国家的法典化之"域外经验",唯有这样,中国的环境法典才会更具有包容性。就中国环境法法典化实现路径来说,应当将其定位为整理策略的环境法典,从而分两步走实现环境法典的制定:第一步完成环境法律规范的体系化整理;第二步实现环境法典的编纂。完成这个过程,需要提出对中国环境法典具体内容的构想。
吕慧娜[4]（2020）在《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制度法律研究》文中指出“二战”后,各国都处于国内经济恢复与发展、国际上经济赶超竞赛的时代背景,面对国内区域发展不平衡的景象,各国普遍开展了以对特殊落后区域的重点开发以及对国土资源的综合性开发为主要形式的国家区域援助,在国际上形成了由国家（政府）对区域市场“失灵”进行干预的援助浪潮。国内,伴随着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实施和推进,欠发达地区的发展成为缩小区域差距的关键环节,国家区域援助制度在改变欠发达地区贫穷落后面貌方面起到了关键作用。但是,随着援助实践的逐步开展,国家区域援助制度的有效性、甚至存在的必要性都饱受质疑。在此背景下,国家区域援助制度的制度价值和当代品性值得我们重新反思。一方面,国家区域援助制度作为对欠发达地区进行权益倾斜性配置的主要路径,在缩小区域差距方面仍具有现实意义;另一方面,国家区域援助制度本身存在诸多局限,主要表现在:援助对象识别缺乏明确的标准、援助方式的有效性因制度缺陷而大打折扣、援助绩效评估及应用不完善等方面。为此,对国家区域援助制度进行制度上的完善,成为当下该制度突破发展困境的有力举措。域外主要国家在对欠发达地区进行援助时,多采用“立法先行”的调控模式,通过法律制度的规定性和强制性,保证了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的标准化、国家区域援助方式的有效性和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及应用的强制性,且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实践证明,通过法律制度保障国家区域援助的长效供给是正确的选择,这为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制度的完善提供了重要的经验启迪。当前学界提出对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加强法制保障的着述并不鲜见,但令人遗憾的是,当前关于国家区域援助法制建设的研究,要么仅停留在观点提出层面,要么止于国家区域援助法制理念、文化和伦理等高度,呈现出模糊化的研究态势。至今尚未有从经济法独有的研究视角,将国家区域援助法制理念或观念,通过具体的法律制度设计,搭建起国家区域援助法律制度框架,为国家区域协调发展的法治化提供制度理论支撑。本选题之创作初衷即源于经济学提出国家区域援助急需法制保障,而法学研究却并未跟进的现状。笔者希望通过本文的研究,可以进一步揭示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制度所存在的问题,并通过法学视角为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援助方式选择和援助绩效评估及应用提供些许制度理论上的参考与借鉴,并期望成果能够引起国家区域援助相关部门的关注与重视。本文除了引言与结语之外,共包括七章,内容分别为:第一章——“国家区域援助制度研究的理论准备”。本章主要讨论国家区域援助制度相关的核心概念和制度要素。首先,对国家区域援助制度相关的核心概念“区域”、“援助”、“区域援助”、“国家区域援助”等进行界定。关于“区域”,区域经济学、区域地理学、区域政治学、区域社会学等学科都进行了大量的先期研究,但并未对区域的概念形成共识。法学学科中法理学、行政法和经济法等部门法对区域的界定,也是各家之言,范畴不一。为此,笔者对不同学科关于“区域”的界定进行了梳理,在借鉴各学科现有研究的基础上,将“区域”界定为“一国国内跨越行政区划界限限制的、具有共同利益、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等方面“欠发达”的地域共同体”。关于“援助”,笔者对脱胎于国际层面发达国家或地区对欠发达国家或地区提供发展援助的援助理念进行了追溯,在此基础上,将“援助”界定为资源从一个国家或地区到另一个国家或地区的自愿转移,且这里的“资源”泛指一切能转化为生产利益的资料、资金、能源、服务、工作人员、知识或其他资产。关于“区域援助”,范围涉及到国际、国内两个视角和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面,而国家区域援助制度涉及的“区域援助”主要是中观层面,即一国范围内中央政府或发达地区对欠发达地区的援助,分别称为“国家直接投入的区域援助”和“国家政策推动的区域援助”。综上,可以将“国家区域援助”界定为一国中央政府通过直接投入或政策推动的方式对其国内跨越行政区划界限限制的、具有共同利益、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等方面“欠发达”的地域共同体进行的资源转移。为了对国家区域援助制度进一步展开研究,笔者对国家区域援助制度的制度要素进行了解构,并将援助前期需要明确的援助对象、援助过程中需要选择的援助方式和援助结束后需要进行的绩效评估和结果应用作为重要的制度要素,为后文研究奠定基础。第二章——“国家区域援助制度的法理基础”。本章主要讨论国家职能理论与国家区域援助义务、发展权利理论与区域发展权、实质正义理论与国家区域援助。首先,明确国家区域援助义务的产生主要源于国家职能的演进。国家从最初的安全保障职能到后来的经济调节职能的演进,使其从以往的“守夜人”角色转变为国家宏观经济的管理者和微观经济的调节者。而随着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的加剧,使国家又肩负起“中观经济的协调者”的重任,国家区域援助义务即是这一职责的内容之一。一般而言,国家区域援助义务是指将国家所负有的援助欠发达区域的职责进行义务化规定的一种强制性规范。从逻辑根源上看,国家所负有的对各区域进行平等保护的职责要求,正是国家对先天资源禀赋条件恶劣的欠发达区域具有区域援助义务的内在根源;对历史上作出过“特殊牺牲”的区域进行成本的延期支付或补偿,是国家区域援助义务产生的历史根源。其次,将发展权引入区域领域,使欠发达地区获得与发达地区同样的区域发展权利。区域能否作为发展权的主体,建立在区域是否具有法律主体地位的基础之上。本文认为,区域具有法律主体地位,能够成为发展权的主体,主要基于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传统的主体制度无法有效应对区域问题;法律主体发展史表明,赋予“区域”以法律主体地位具有很大的可能性和制度空间;从法律主体意志要素、能力要素和道德要素方面分析,“区域”与法律主体要素相契合;“区域”作为区域政策等制度供给的概念主体已经普遍化,且区域合作协议显示了“区域”作为契约主体全面符合法律主体资格标准,同时,区域环保公益诉讼反向肯定了区域的法律主体地位,可见,区域主体性得到实践佐证,也是实践所需;从价值分析角度来看,赋予区域主体地位是为了区域市场秩序,实现区域正义;等等。综上,区域利益作为法律调整的对象是时代的产物,区域主体也是对法律主体扩张理论和“非法人团体或其他组织”等当代社会崭新的第三类主体类型出现的有力佐证,区域作为法律主体具有正当性法律基础。由此,发展权主体由“人”向“区域”的扩展,使得发展权的内涵发生了重大变革。从内容上来看,区域发展权应包含一系列权利,包括获得信息权、参与权、融资权、获得援助权、获得法律救济权等;同时,区域发展权应以培育和提升欠发达地区的自我发展能力为主要内容。从权利实现上看,区域发展权需要宪法保障,笔者建议在第四条之前增加一条针对“区域”的宪法保护规定,明确提出保护区域发展权,并将保护的对象区域进行列举;区域发展权实现须进行结构性分配,对于具有经济发展基础的区域,“造血式”援助能帮助其实现自我发展,对于其他不具有经济发展基础的区域,“输血式”援助仍具有现实意义。再次,国家区域援助制度有利于实质正义的实现。正义理论经历了从形式正义到实质正义的转变,在区域层面表现为“区域正义”。针对区域市场出现的“非正义”现象,对区域结构中的弱质主体进行法律制度上的区别对待,进而使弱质主体获取与强质主体对等的发展权利,此种实质正义的实现就是“区域正义”。要实现“区域正义”就必须对欠发达地区进行“权利倾斜”,而国家区域援助就是“权利倾斜”配置的有效路径。总之,国家区域援助义务与区域发展权构成了国家区域援助制度的“权义架构”,为国家区域援助制度进行法律视域的研究和架构提供了合理性依据,同时,国家区域援助对“区域正义”的追求,充分体现了国家区域援助制度的法治意义和实践价值。第三章——“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制度的历史、现状与问题”。本章主要讨论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制度的演进过程、立法现状、政策规范及存在的法律问题。首先,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制度经历了从萌芽到正式形成,再到推动立法的发展过程。自建国伊始,我国区域发展层面就存在“援助”萌芽;直到改革开放初期,“对口支援”政策的提出,标志着我国以国家直接投入的区域援助和国家政策推动的区域援助为主要内容的国家区域援助制度体系正式形成;世纪之交以来,我国陆续实施战略性扶贫、“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中部地区崛起”等战略,极大地扩张了我国国家区域援助的内容,同时,由国家层面推动的区域援助立法工作也使得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制度逐渐走向制度化、法律化。其次,我国目前并没有对国家区域援助进行专门立法,援助理念大多散落在各部门法法律的个别条款之中。通过对我国成文法和政策法规的梳理,笔者发现,国家区域援助制度存在较多问题:国家区域援助前期援助对象识别标准不明确;国家区域援助过程中援助方式的有效性有待进一步提升;国家区域援助后期援助绩效评估及应用性的强制性缺失等。这些问题的存在,使得国家区域援助制度的有效性、存在的必要性、时代意义和当代品性深受诟病。本文主要针对这三个方面,从法学视角进行制度分析,以期重塑国家区域援助的制度价值。第四章——“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标准化”。本章主要讨论域外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的立法规定、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的背景、目标和原则,以及实现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标准化的建议。首先,美国、日本和欧盟国家区域援助立法中都明确了援助对象识别的标准,达到标准的才有权接受援助。其次,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是国土规划中的区域规划层面。在国土空间规划方面,我国现行的主要法规政策包括《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全国国土规划纲要（2016—2030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建立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并监督实施的若干意见》和《自然资源部关于全面开展国土空间规划工作的通知》等,根据这些政策要求,对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进行科学识别必须建立在“多规合一”、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的要求基础之上,对现行有效的国土空间规划内容进行整合,与国家区域发展战略、国土空间总体规划、详细规划等相衔接。再次,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作为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的重要内容,应纳入国土空间规划的专项规划,具体内容包括援助对象的识别及对应的识别标准。笔者在综合分析区域经济发展历程和早期学界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将过去存在且延续至今的革命老区、少数民族地区、边疆边境地区、贫穷地区和实际发展中出现困难的资源枯竭型城市地区、产业衰退的老工业城市地区和生态严重退化地区,划定为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对象,并拟构了各援助对象识别的地域单元标准和识别标准,建议通过“基本法+单行法”的形式对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进行立法规定。在与现行立法的衔接方面,区域规划相关的现行立法被统一囊括进国土空间规划中,与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相关的立法应纳入国土空间规划的相关专项规划,并作为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法的组成部分。第五章——“国家区域援助方式的有效性”。本章主要讨论国家区域援助方式的主要类型、各类型援助对象区域适用的援助方式组合、区域财政援助制度、区域税收优惠制度和区域金融支持制度。首先,国家区域援助方式体系。根据域外国家区域援助方式分类以及我国针对不同区域在不同历史发展时期所采用的援助方式,我国目前已经形成了由直接援助和间接援助构成的援助方式体系,本文主要研究以财政援助、税收优惠和金融支持为主构成的直接援助方式。在此基础上,笔者尝试性地构建了我国未来国家区域援助援助方式组合适用体系,以期发挥各项援助方式及相关制度的“合力”。其次,区域财政援助制度。根据我国区域财政援助制度存在的立法质量不高、制度安排与制度目标自相矛盾、转移支付结构在促进欠发达地区经济增长方面的作用有限、缺乏细化的用途限制、缺乏统筹安排和项目衔接调整等问题,笔者提出以下完善建议:加强对国家区域财政援助的立法规定,并对现存的转移支付项目进行整合和清理,同时重视转移支付程序的立法工作;税收返还应放弃“基数法”,改采特定税种税收返还法;结构上应提高专项转移支付的比重;加强转移支付资金的细化规定,包括资金所占项目的比例、援助资金与区域发展所需资金和其他来源资金的关系、资金的拨付时间、使用限制等方面;转移支付项目设置注重统筹协调安排,增设“转移支付调整费”用于转移支付项目的衔接和协调成本支出;等等。再次,区域税收优惠制度。区域税收优惠制度与区域财政援助制度相辅相成,部分财政援助需要依靠区域税收优惠措施来实现,二者在进行国家区域援助中联系紧密,组合适用,不可分割。在借鉴美国、日本区域税收优惠制度经验的基础上,笔者对我国区域税收优惠制度存在的问题,诸如我国区域税收优惠制度多集中于发达地区、地方政府变相减免税、税制结构不合理、跨区域税收分成规定不明确等,提出了以下完善建议:通过立法加大对欠发达地区的税收优惠制度的规范,进一步清理、整合混乱的区域性税收优惠政策;赋予欠发达地区一定的税收优惠调节权;逐步增加直接税在税收体系中的比重;进一步明确跨区域税收分成规则等。最后,区域金融支持制度。我国在区域金融支持方面,存在诸多不足,主要表现为区域金融支持法律制度供给不足;银行金融机构本身制度性原因诱发“资金外流”;统一的货币政策工具引致不同的地域意义;政策性金融“政策性”功能缺位等。针对这些问题,笔者在借鉴域外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以下完善建议:通过完善《中国人民银行法》、在区域援助基本法或单行法中规定倾斜性区域金融支持条款,加强区域金融支持制度的法律供给;通过对“总行——大区分行——中心支行——支行”一元四级的央行组织制度在职权与职责方面进行改良,在金融机构设置与职能安排上实现区域金融支持;实施区域差异化金融,对存款准备金率、再贴现、再贷款、利率等进行差异化安排;通过设置政策性和市场性双目标、设立区域政策性银行等路径,对政策性银行的“政策性”功能进行补强。第六章——“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及应用”。本章主要讨论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的基础理论、主体内容及绩效评估结果的应用。首先,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的基础理论。从法制思维角度而言,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法律制度是对国家区域援助行为“监管的监管”;从理论依据角度而言,公共产品理论、公共选择理论、委托——代理理论和新公共管理理论为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支撑;同时,区域财政援助绩效评估作为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的核心构成,存在很多问题,进而引发了对国家区域援助进行绩效评估的制度思考。其次,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的主体内容构成。在对国家区域援助事前、事中和事后“全生命周期”进行评估的基础上,对评估主体、评估周期、评估指标、评估结果等“结构性构成”进行细化,搭建起以时间维度和内容维度为框架的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制度,保障了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的有效性及结果的合理性。再次,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结果的应用。对于绩效评估结果为无效的国家区域援助,要进行援助无效责任追究,并通过“资格减等”对援助主体能否获得国家在援助制度中设置的各项优惠资格及优惠的级别进行降级减等,通过“回转”实现援助力量的保存,从而把积极的鼓励促进和消极的限制禁止相结合,通过奖励和惩罚实现对区域援助行为的指引和调控;对于绩效评估结果为有效的国家区域援助,要通过动力机制、补偿机制、风险防范机制、激励与约束机制等,有序推进相关援助对象区域退出国家区域援助,以减轻国家财政压力。第七章——“国家区域援助法律体系构建”。本章主要讨论国家区域援助法律体系的域外考察及我国国家区域援助的立法构想。首先,域外各国国家区域援助的立法考察。各国区域援助普遍“立法先行”,法律体系呈现出以国家区域援助基本法为核心、以国家区域援助单行法为实施细则的国家区域援助法律体系特点,对我国进行国家区域援助法律体系构建具有重大的借鉴意义。其次,我国国家区域援助的立法构想。我国国家区域援助立法应是由多层级、多位阶立法和政策等不同法律形式构成的一套法律体系,具体包括:以法律形式为内容的国家区域援助基本法、以政策、规划等形式为内容的特定区域援助单行法和特定援助方式单行法。第一,国家区域援助基本法。制定方面,国家区域援助基本法应由国家最高立法机关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同时要重视地方参与和社会参与,满足对现行国家区域援助政策进行宏观梳理和指导的立法要求。内容方面,统筹国家各级政府及其各部门对欠发达地区的援助,涉及到援助理念、援助原则、援助对象、援助方式和绩效评估及应用的一般性规定。第二,国家区域援助单行法。在单行法体系方面,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单行法主要包括特定区域援助单行法和特定援助方式单行法。根据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的结果,我国特定区域援助单行法主要包括老少边穷地区援助单行法和困难地区援助单行法,具体包括革命老区援助单行法、少数民族地区援助单行法、边境地区援助单行法、穷困地区援助单行法、资源枯竭型城市地区援助单行法、产业衰退的老工业城市地区援助单行法和生态严重退化地区援助单行法。根据我国国家区域援助的主要方式,我国特定援助方式单行法主要包括区域财政援助单行法、区域税收优惠单行法和区域金融支持单行法。在单行法形式方面,鉴于我国当下的法制环境和区域法治实践,笔者认为以法规政策为主要形式具有正当性和可行性。在单行法层级和制定主体方面,特定区域援助单行法所涉及的援助对象区域与我国行政管理层级相对应,存在国家、省、市、县、镇（乡）5个层级,因此,国土空间规划、区域规划等也应在层级上分为5个层级,针对不同层级空间区域规划进行援助的单行法也相应分为5个层级,而不同层级单行法的制定主体也分别由国土资源部法规司（跨省级）、国土资源部在省级的派出机构与省级立法部门（省级且国土资源部在该省设立派出机构）、国土资源部指定人员与援助对象区域所在行政层级立法部门（省级及以下各层级且国土资源部未在该行政层级设立派出机构）承担;如果涉及到区域援助的特定援助方式,则由该援助方式所涉主管部门参与到特定区域援助单行法的起草工作中来。在单行法内容方面,要进一步细化对象识别的标准,明确特定区域援助中适用的援助方式,并对区域财政援助、区域税收优惠、区域金融支持等主要援助方式进行特殊规定。在单行法的实施与监管方面,要加强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的应用,进一步编制详细规划,充分利用国土空间基础信息平台,并维持稳定性。
刘刚[5]（2019）在《行业法治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当前,我国提出了“法治国家、法治政府和法治社会一体建设”的思想。到2035年,我国还要实现“法治国家、法治政府和法治社会基本建成”的目标。如何判断法治社会基本建成,既是重大的理论问题,也是迫切的实践问题。社会是由行业组成的,法治社会的建成可以走一条行业法治之路。法治社会是社会领域实现法治化的治理状态,而行业法治可以理解为是指行业领域的法治化的治理过程。先有法而后才有法治,先有行业法而后才有行业法治。因此,要研究行业法治,需要先研究行业法;而要研究行业法,则需要先研究“行业”。改革开放后,我国立法实践中出现了大量“行业”入法现象,汇聚成“法律中的行业”这个独特命题。对“行业”入法现象的实证分析表明,“行业”已经从一个古老的经济概念变成一个新生的法律概念。“行业”入法现象在所有现行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中总体上占到了三成,席卷了除诉讼法及非诉讼程序法之外的所有部门法,甚至现行宪法也对“行业”做出了明确规定,宣示了“行业”的宪法地位。“行业”在法律条文中的形式样态,包括行业规划、行业标准、行业自律、行业诚信、行业垄断、行业主体、行业协会和从业人员等。“行业”入法现象有力的支撑了行业法的存在,宣告了行业法治的潜在可能。“行业”入法现象是对行业在社会结构中的变迁的法律响应,行业法是法律社会化发展的最新表现。系统梳理行业法的历史研究成果,可以发现,虽然学界还存在分歧,但也形成了一些理论共识,即行业法是兼顾“硬法”和“软法”在内的体系。新兴的行业法有助于一并解决传统部门法体系的学科壁垒问题、稳定性不足的问题以及部门法的局限性问题。行业法应该继部门法之后,成为我国法律体系和法学体系中的新成员。行业法与部门法之间存在着两种关系:一是交叉与重叠关系,二是包含与被包含关系。提出行业法治的逻辑,建基于法治概念的宽泛性和灵活性。行业法治是一种“混合”法治,其内涵表现为“硬法”之治和“软法”之治的结合、依法监管与依法自治的结合、横向体系（各行各业的法治）和纵向体系（包括行业立法、行业监管、行业纠纷化解和行业自治在内）的结合。行业法治是一种“复杂”法治,其特性包括法治主体的多元性、法律规范的复合性、行业治理的差异性、运行机制的共治性和调整范围的全面性。行业法治是一种真法治,而不是假法治,其理念包括权利保护理念、公平正义理念、科学发展理念和自治理念。行业法治是一种有意义的法治。从法治发展维度看,行业法治既有助于拓展法治的理论空间,也有助于填补传统法治的短板,还有助于国家治理体系的完善。从行业发展维度看,行业法治既有助于推进多层次多领域依法治理、促进行业发展,也有助于确立行业治理的标准、规范行业发展,还有助于为新兴行业保驾护航。行业法治体现了行业与法治的互动关系,促进了法治发展和行业发展之间的良性循环。行业法治的产生基础包括经济基础、政治基础、社会基础、法律基础四个方面。其中,经济基础是指社会分工的进一步发展;政治基础是指政企分开、政事分开的体制逐步建立;社会基础是指行业组织的大量出现;法律基础是指行业法律体系的逐步完善。与法治社会一样,行业法治也包括主体要素、制度要素与实践要素。这三种要素共同促进行业法治的发展。与“行业”在法律条文中的主要形式样态基本一致,行业标准、行业协会和行业自治构成了行业法治的基本要素。行业法治中的行业标准是广义的行业标准,行业标准是一种“软法”,可以进一步促进行业法治的社会化、柔性化和可操作性。行业协会是行业法治的重要主体,行业协会通过参与行业立法、行业纠纷化解、行业监管和行业管理等来促进行业法治的发展。行业法治中的行业自治既是权利,也是权力。行业自治首先通过行业自治规范促进行业法治的发展,但是,在行业法治的运行中,行业监管与行业自治始终需要处于动态平衡的态势中,只有这样,行业自治才能最大限度的促进行业法治的发展。理想的行业法治是完美的,但是行业法治的现实运行,包括行业立法、行业监管、行业纠纷化解和行业自治等,还存在若干缺陷,因而需要采取有针对性的完善措施。其中,行业立法存在着行业分类难以精确、狭隘的部门本位主义、行业法律滞后、行业协会立法不完备、缺失跨行业的标准化协调机制等缺陷。对此,一是可建立专业工作委员会提出立法草案的体制,取代现有的行业主管部门主导立法的立法体制,并建立第三方如行业协会等接受立法机关委托起草行业立法的立法体制;二是应将行业标准的制定权赋予行业协会,取代现有的行政机关制定行业标准的体制,并建立跨行业的标准协调制度,加大推广综合标准制度;三是应及时修订行业立法。行业监管存在的问题包括重审批轻监管、事中事后监管体系不健全,信用监管存在体制机制缺陷,综合监管仍有待完善等。对此,一是需要将监管理念从“重审批轻监管”转变为“轻审批重监管”,同时强化事中事后监管;二是政府应建立包括企业、非企业和个人信用信息在内的全国统一信息共享平台,并进一步发挥行业协会在信用监管中的作用;三是应当从监管主体、监管模式、监管手段和监管过程等四个方面完善综合监管体制;四是对新兴行业应遵循政府适度监管的原则。行业纠纷化解存在行业调解制度公信力有待加强、认同度和成功率都不高、行业调解程序和行业仲裁等相关法律制度缺失等问题。对此,一是应进一步增强行业协会的代表性,提升行业调解的公信力;二是应积极推动行业协会设立专业性调解组织,提高行业调解人员的准入资格条件,以提升行业调解制度的利用率和成功率;三是应当建立专门的行业调解程序;四是健全行业仲裁制度,可考虑由行业协会组建行业仲裁委员会,并修订《仲裁法》,赋予行业仲裁应有的法律地位;五是鼓励行业组织制定标准化法律文本,尽可能减少行业纠纷的产生。行业自治方面,存在着立法上重“行业自律”轻“行业自治”、行业协会自治权力不够、不利于行业自治的固有缺陷难以消除等不足。对此,一是应该突出“行业自治”的理念,将法律条文中的“行业自律”修改为“行业自治”;二是政府彻底退出行业协会的运作,不再干预行业协会的内部事务;三是赋予行业协会完整的自治权力,只要不违反法律,行业运行过程中产生的问题皆由行业协会自行解决。同时,国家需保留对行业协会的行政监督和司法监督。综上,通过对“行业”入法现象进行实证分析,对行业法和行业法治的研究成果进行历史分析,对行业法治的内涵、特性、理念、实践意义等问题进行概念分析、对行业法治的产生基础和基本要素等问题进行综合分析,行业法治的理论框架体系得以初步建立。只要有效解决行业法治在现实运行中的不足,作为法治社会的建设途径,行业法治一定会拥有美好的未来。期待有朝一日,行业法治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行业法治理论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的有机组成部分。
曾凤伟[6]（2019）在《我国领水外管辖海域刑事立法问题研究》文中研究指明近年来,随着“海洋强国”战略和“一带一路”倡议的顺利推进,我国海洋经济开始快速发展并取得显着成绩。与此同时,发生在我国毗连区、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等领水外管辖海域的犯罪活动,也逐渐增多。如何在领水外国家管辖海域有效行使刑事管辖权,成为我国海洋经济发展中亟待解决的司法难题。为此,2016年最高人民法院出台了两部涉海司法解释,分别是《关于审理发生在我国管辖海域相关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一）》和《关于审理发生在我国管辖海域相关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二）》。这两部涉海司法解释,明确了我国刑法在领水外管辖海域的效力,规定了部分海上犯罪的定罪量刑。然而,这些刑事立法仍存在诸多不足。为了给我国领水外管辖海域海洋权益的保护提供充分的刑事法律保障,本文围绕上述不足之处展开了较深入研究。本文包括绪论、正文和结论。其中,正文分三章。第一章分为三节。第一节介绍了我国领水外管辖海域的范围、刑事立法的基本内容和刑事管辖权行使的一般原则等基本理论,为后文的分析论证奠定了基础。第二节分析了我国领水外管辖海域刑事立法的国际法基础,即我国在领水外是否享有刑事管辖权问题。第三节梳理了我国领水外管辖海域刑事立法现状,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当前我国领水外管辖海域刑事立法存在的问题,具体包括我国刑法在领水外管辖海域的效力规定问题和我国领水外管辖海域的定罪量刑规定问题。第二章分为三节,主要针对我国刑法在领水外管辖海域的空间效力问题展开分析。第一节从文理解释、历史解释、体系解释和目的解释的角度对“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这一概念的内涵和外延进行了解释。第二节通过辨析有关我国领水外管辖海域刑事管辖权性质的不同观点,阐释了本文认可的观点及理由。第三节在第二节和第一节的基础上,分析了俄罗斯和挪威两个采用刑法典模式的国家的立法情况,比较了刑法典模式、刑法修正案模式和立法解释模式的适用情形,并在借鉴外国立法经验基础上,设计出了符合我国实际情况的具体条文。第三章分为两节,主要针对我国领水外管辖海域的定罪量刑规定问题展开分析。第一节梳理和分析了我国领水外管辖海域定罪量刑规定存在的三点瑕疵,即部分涉海罪刑难以适应海上特殊性、刑法典与附属刑法之间不协调、部分领水外管辖海域海洋权益未纳入刑法保护范围。针对上述瑕疵,第二节介绍了俄罗斯、日本、马来西亚三个国家的立法情况,分析了刑法修正案、单行刑法以及附属刑法三种立法模式的优劣,确立了我国在领水外管辖海域的犯罪类型,提出了完善我国领水外管辖海域定罪量刑规定的具体建议。
方配[7]（2019）在《湖北省地方环境立法研究：现状、问题与发展》文中认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环境作为人类赖以生存的根本,其重要性不明而喻。就生态资源丰富的湖北省而言,早在2012年就已确立生态立省的发展战略并颁布《生态省建设规划纲要》,地方环境立法作为重要的制度保障,其内容的完善和功能的发挥已受到极大的重视。新《立法法》颁布使设区市成为我国地方立法主体之一,地方立法进入新的发展阶段。湖北省新被赋予立法权的设区市（自治州）共12个。近年来,无论是湖北省还是省内各设区的市就环境保护方面的立法活动较为频繁,但一套切实可行的立法实践模式仍在探索,现阶段对地方立法进行研究分析很有意义。本文主要结构由五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是文章的绪论部分,主要介绍了本文的研究的源起背景、研究综述及研究思路,是文章开篇的总括性介绍;第二部分提出本文研究的基本理论基础——地方环境立法的重要性及其任务面向,表明本文选择以地方环境立法作为研究的对象是基于目前地方环境立法已进入到综合发展阶段,新增地方立法权的地方立法活动频繁,且从理论上讲,地方立法对地方环境的治理、地方分权理论的发展都有着极大的影响,地方立法的任务也可以从促进构建新的立法模式,形成多元立法格局、明确央地权限划分,保障环境权利实现等三个方面予以归纳。因而,为印证地方环境立法现阶段是否真正实现该几项任务,目前发展的现状是怎样的,还存在哪些问题与不足,本文就以湖北省地方环境立法为例展开分析,并撰写本文第三部分即基于文本考察的湖北省地方环境立法的现状分析,分析表明目前湖北省的地方立法在数量上、领域上、体系上都较为活跃,立法活动频繁。但仔细深入分析却发现,湖北省地方环境立法也存在一些问题和不足之处,因此本文第四部分和第五部分,分别从形式问题检视及其完善和实质问题考察及其改进两个方面进行总结,并提出一些自己的思考和建议。在立法形式上,立法的时效性较弱,修订不及时;立法领域方面也存在空白之处。在立法的实质问题上立法权限界限不明,导致立法重复、相抵触等情形;立法也没有保障公民环境权利真正实现,主要表现就是管理型立法和公众参与不足。为解决这些问题以及促进地方立法更好是发展,湖北省在今后的地方环境立法中要及时立法,不断提高立法技术;努力弥补法律空白;加强立法协调性,以减少重复立法,也要注重地方特色,根据实际需要制定法规,同时提高在环境法规制定及执行过程的公众参与程度,以促进湖北省地方环境立法实践更好地发展。
庞晓媚[8]（2018）在《应对可持续发展的开发控制体系》文中指出以―增长‖为核心的规划体系,推动了我国三十多年的高速城镇化进程,现在规划实施领域正经受日益严重的环境、社会和经济增长乏力等问题,规划体系自身的价值取向面临可持续发展的转型。可持续发展是当代普世价值观,具有非常丰富的内涵并适用广阔的领域。联合国给出可持续发展的17个目标,城乡规划是唯一与这17个目标都相关的学科,―可持续的城市与社区‖也是17个目标之一。规划体系作为引导发展和管制开发的工具,是落实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其中,开发控制是一个重要的环节。以颁发规划许可证为核心的开发控制体系是一项普遍的制度安排,它超越了国家政治的制度和社会差异,超越了经济发展水平和城乡发展阶段的差距,而成为一种共同的工具。开发控制体系作为治理制度涉及政府、公众及开发者的权利分配,并通过管理开发项目对城市社会、经济以及生态环境产生影响,其制度形态在不同国家、地区和城市呈现完全不同的面貌。澳大利亚将可持续发展的原则转化为―可持续发展的规划法‖,欧美发达国家将可持续发展的要求内化到开发控制制度本身,而我国仍然停留在价值观的倡导和个案项目的实践中,可持续发展缺乏有效的制度安排。基于我国的历史发展特征和现实及未来发展诉求,将可持续发展从理念到落实,是城乡规划体系重要的理论课题和实践领域,本研究尝试建构面向可持续发展要求的开发控制体系,并促进地方性可持续发展的规划管理制度的变革实践。论文的主要内容及成果包括以下四个部分:第一部分是理论基础研究。通过文献研究综述西方开发控制理论研究的演变,概述西方学者在开发控制研究方面的主要观点,为剖析开发控制的理论及实践奠定基础。辨析了开发与规划的关系,对规划体系的构成以及模式进行论述,梳理开发控制体系与规划法规体系、规划编制体系的关系,提出并论证了开发控制在规划体系中的相对独立性,并且相对独立的开发控制体系是落实可持续发展的捷径之一。结合西方主要国家和地区开发控制的历史,系统性梳理开发控制目标的演变以及目标与制度之间的联系,阐明了可持续发展是当代开发控制体系的目标与原则。归纳开发控制体系具有的特征,包括政治性、经济性、技术性与地方性的特征。第二部分是理论深化研究。将开发控制体系分为制度框架以及规划许可两部分进行深入解剖。构建了制度框架中各个要素的逻辑关系,主要是以―开发‖的概念与定义为核心,全面深入的论述了开发控制对象具有的物权特征,开发控制中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的关系及其公共还原的方式,开发活动的外部性及其分类与评估,总结出行政认可、法律授权许可、区划法授权、土地契约、行政协议和行政规划许可等六种开发控制的方式,论证了开发控制通过制度框架的完善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目标。在规划许可的研究中,分别以英国的规划许可、香港的土地契约、新加坡的土地批租、美国纽约的区划法授权、日本的行政认可等具体开发控制制度研究为基础,归纳出开发控制的一般程序,即―许可的前期准备、许可申请与颁发、许可的维护维护与许可的救济‖等四个阶段,其中,基于行政及相对人的关系,许可的申请与颁发阶段又细分为:申请与受理、磋商与谈判、决定与公示等3个环节;并从规划许可程序的设置理念如公民权利、公共利益、制度成本等方面深入探讨了协商谈判、公示听证、许可撤回、强制执行等程序,论证了开发控制体系通过程序正义可以协调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冲突。第三部分是我国开发控制的制度剖析以及基于我国国情对规划体系的调整与制度框架的细化。通过对我国开发控制的历史研究,指出我国开发控制的制度困境源于计划经济的制度依赖,将综合理性规划的模型在市场经济下深化并形成了单路径的规划体系;剖析了城乡规划法构建的制度框架并指出其在开发控制对象的界定、利益主体区分、外部性区分、开发控制方式运用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基于我国目前的单路径规划体系,以可持续发展目标为导向,对我国规划体系提出了调整,从单路径规划体系向复合网络规划体系转变。结合规划体系的调整,论文构建了我国现有的开发控制制度框架,包括对开发活动进行明确的定义和分类,新增了建筑物转功能的用途许可,提出了法律授权许可和行政认可两类新的开发控制方式,运用精细化的开发控制方式协调确定性与灵活性,最终将我国目前的规划许可证从―一书三证‖调整为―六证‖,使之符合开发控制制度框架的内在逻辑并适应我国国情。第四部分理论成果的应用研究,主要是以广州为实践对象,提出以规划许可为核心的开发控制体系整体建构与改进的实施策略。通过对广州市规划许可的历史演变及其在实践中的演进,认为广州市的开发控制实践已经超越了我国法定的制度框架,但由于理论与实践缺乏统一也造成各种问题,难以应对可持续发展的要求。在广州市现有开发控制体系的基础上,将开发控制的理论模型应用在广州市的规划许可中,从三个方面进行完善与整体改进。一是对规划许可相关的规划法规体系、规划编制体系提出调整的思路与建议。二是在规划许可的内部程序中,理顺了规划部门和其他相关部门的关系,从而实质性地推动―一站式‖服务。三是在规划许可的分类程序中,优化了规划许可的类型与形式,简化了一般许可程序和环节,强化了影响生态、环境、文化等开发项目的特别许可要求,明确了规划许可相关利益人的权利与责任。广州市规划许可实施的策略研究是一般性开发控制体系制度框架的充实和具体化,可以成为其他城市规划体系改革实践的参考样本。可持续发展涵盖社会、经济、环境等广泛的领域,也暗示了经济、社会、环境等不同利益间潜在的―渗透性‖,而这种渗透性正是开发控制发挥创造力的空间。制度是创新的土壤,更好的制度促进更大的创新,开发控制体系的制度变革为创造性落实可持续发展目标提供更多的机遇,这也是论文研究的意义所在。
鲁晶晶[9]（2018）在《文化多样性保护的环境法应对研究》文中提出文化多样性与生物多样性总是相携而生,相伴而长。《生物多样性公约》中明确承认了文化多样性之于自然环境的积极意义。人是环境的产物,亦是环境的塑造者,所使用的工具及所取得的结果就是文化。文化具有适应性,人类文化最初的多样性特征是从自然环境的多样性中诞生的;文化具有能动性,多样的生活、生产方式能恰当的利用各种资源,不至耗竭特定的某一种,从而保护了生物与环境的多样性。历史上文化的消亡往往伴随着环境的恶化出现,环境问题有一定的文化因素在里面。如果世上只剩一种文化,则自然也会逐渐失去生机,反之亦然。失去多样性之后留给人类的,是一个自然与文化的荒漠。因此,保护与促进人类文化的多样性特征,不仅仅是法律的任务,更是环境法所义不容辞的责任。初民社会1的文化范畴较之现代宽泛,几乎涵盖了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政治、经济、法律、宗教、科技、哲学等各种概念融为一体,含混不清。待法律从文化系统独立出来,开始从外部审视文化。法律以价值导向文化走向文明,以强制力保障文化多样性不受减损。环境法在众法律部门中具有自己独特的生态化视角。环境法对文化多样性的保护虽是附属的,但同时也是整体的——从整体的高度将自然的与文化的要素统一于生态,统筹协调整个生态系统。然而,生于现代的环境法过于重视客观性而忽略了社会性,过于强调普适性而忽略了多样性,过于关注科学而忽略了人文精神,对文化多样性的尊重与保护程度是不够的。在多数人的环境权与少数人的文化权产生冲突的时候,我们往往选择舍弃少数人的利益。应对的方法可以是在合理的范围内保留少数人的自由,如我国少数民族的自治权,如国际上普遍承认的原住民固有权利。另外环境权与文化权在人的基本权利层面上是具有一致性的,诸如生态系统综合管理、国家公园制度、文化生态保护区这样的协同保护形式,可能是未来环境法的重要发展方向。本文将从文化、法律、环境之间的互动关系为切入点论证环境法的文化多样性保护义务。通过对文化多样性保护的国际与国内法体系的梳理总结出文化多样性保护的要求及其在环境法理念、原则、规则、制度中的具体展现。分析了文化多样性保护环境法应对失灵的现象及原因,并提出以文化多样性保护为面向的我国环境法立法与实施的完善建议,以期实现环境法中文化与环境保护的协同发展。论文共分为五章,第一章从文化与法律、文化与环境、文化多样性与环境法三组概念的紧密联系与互动关系入手,论述环境法保护文化多样性的必要性。首先,法律是文化的一种表现形式,法律从文化中产生,文化一直持续地对法律产生着影响,主要表现为文化为法律提供立法资源与素材并且文化会在一定的程度上左右法律实施的效果;而法律可以规制文化进化的方向,剔除文化中不够文明的内容并且保障人的合法的文化权益。其次,文化自环境中产生,环境塑造出文化最初的模样,多样的环境生成多样的文化;文化又能改造环境,使之符合人类生存发展的需要,优秀的文化成分能合理利用并保护环境。文化与环境相生相系、融为一体。再次,相应地,文化的多样性特征也从三方面滋养环境法,为环境法充当法源、增进环境法的实施以及为环境法价值理念提供支撑。这些互动与联系均涵摄出环境法应对文化多样性保护的必要性。第二章有两部分内容。一是文化多样性保护的国际法与国内法体系,二是环境法在文化多样性保护中的独特作用,或者说,特殊视角。文化是活态的,其本身处于不断变化之中,对于我们来说,真正有价值并且可以促进的是文化表现形式的多样性,这种文化多样性的价值已经为国际社会所普遍认同,并以法律手段予以保护,其中环境法对文化多样性的保护有着不同于其他法律部门的,自己独特的整体性、生态化视角与调整方法。这种优势集中表现为首先,文化多样性的要求与环境法的目的、内容、手段等方面均具有一致性:促进文化多样性首要是保障人的各种文化权利,环境法的内容之一则是保障人的健康权、环境权等权利,这些权利渐渐被认为是人之人所应有的基本权利,实现人的基本权利是人类社会发展的目标,即是人类共同事务;另外保护文化遗产与保护环境也是人类共同体所奋斗的方向;要实现它们的共同发展,最重要的手段之一均是确保公众的普遍参与,特别是少数群体、原住民、农民等弱势群体的广泛参与。环境法在保护以上弱势群体的利益上不遗余力,国际环境法与世界各国国内环境法均承认了这些主体文化的价值,并对他们的合法权利进行了适当的倾斜。在对其生产行为与生活行为的调整上,环境法的态度是尽量保留其自由度与多样性。第三章介绍文化多样性保护在环境法指导思想（可持续发展理念、环境法治精神、生态文明建设）;法律原则（协调发展原则、整体保护原则、因地制宜原则、公众参与原则等）;法律规则（分别从环境法所关注的对象、主体与行为来阐述）及具体制度（综合生态管理、国家公园系统、文化生态保护区制度）中的展现,以具体的实例进一步表现出文化多样性的环境法保护现状。但现实中还是存在因二者的紧张关系产生的冲突,环境法常常会在文化利益与环境利益不可兼得时偏向选择环境利益,因为环境利益体现了更大范围的公共利益,因此造成了文化多样性的遗失,比如:在进行环境法律移植的过程中全盘照搬、不考虑本土实际文化、社会现状的行为,导致本土习惯法、风俗、思想实际被压制;制定法中弱势文化群体的意见得不到体现,很多地方环境立法呈现出文化差异性不足的现象;环境立法中还普遍存在轻视传统文化、地方性知识、民间生态智慧与环保经验的态度;总而言之,环境法对文化多样性的尊重程度是不足够的,原因可能来自环境法公法属性、现代性与文化多样性保护之间的天然矛盾。最后一章具体到我国的环境法如何以尊重和促进文化多样性的态度进行应对,包括指导思想上的转变,运用环境伦理方法、人文精神、以及传统文化中的有利因素改造环境法。在立法上,调整环境法的基本结构;加强地方环境立法对文化与环境差异性的关注;重视环境习惯法的价值并包容它的存在;另外在向其他国家以及国际环境法学习有益经验时,注意与本国、本土实际相结合。在环境法实施中要进一步推广公主体与私主体共同合作的社区协同共管机制,实现当地居民的参与权;在环境司法中善用利益衡量的手段平衡主体之间的环境与文化利益;充分发挥环境民事纠纷行政调解的准司法作用,兼顾正义与效率,尊重主体的自决权;加强民族与农村基层的环境与文化事务自治,善用现有的民间纠纷解决系统。
林英梅[10]（2017）在《俄罗斯生态法制研究及对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镜鉴》文中认为生态文明建设课题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了“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重大战略,生态文明建设被首次列入国家战略。俄罗斯作为一个生态资源大国,历来十分重视生态法制理论研究,也十分重视生态立法实践。我国经历了与俄罗斯几乎相近的体制改革,有着较强的关联性。俄罗斯生态法制建设的经验教训对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的借鉴和启示意义。论文对中俄两国在生态法制建设的理论和实践问题进行对比研究,在借鉴俄罗斯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从生态文化、公众参与、法律体系、制度体系以及国际合作层面构建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路径。论文共分为七章。第一章主要界定了俄罗斯生态法的概念、调整对象、调整方法、发展脉络、基本原则以及与其他法律的关系等问题,明确俄罗斯生态法的基本理论问题。第二章论述了由俄罗斯在自然资源与生态部统领下的集中统一的生态管理体制,并在研究俄罗斯生态管理体制新动向的基础上提出对我国扩大公众参与生态管理的对策建议。第三章对俄罗斯生态文化建设的哲学原理和内涵做出述评,并提议将生态文化纳入我国法制轨道来夯实生态法治的社会基础。第四章对俄罗斯生态法律体系的内容做出归纳和评价,并在借鉴俄罗斯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从完善我国生态安全立法方面着手健全我国的生态法律体系。第五章归纳和评析了俄罗斯注重从源头预防污染和发挥市场机制作用的生态制度,总结归纳出其制度的基本内涵、程序、原则、特征和作用,揭示出制度之间的内在联系和规律,并在分析和对比中俄两国生态制度的基础上提出构建我国全链条的生态制度体系的路径。第六章概述了俄罗斯生态国际合作机制的形式、工作框架和运行机制,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我国开展生态国际合作的侧重点。第七章在论文研究的基础上做出概括性结论。从俄罗斯生态法制建设的视角研究其对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镜鉴,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涉及多门交叉学科的理论与实践课题。本文综合运用文献研究法、对比分析法、历史分析法,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观点,充分运用法学、生态科学、生态哲学、生态经济学等基本学科的理论,剖析俄罗斯生态立法体系涵盖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尝试梳理总结出其生态文化体系、生态管理体系、生态法律体系、生态制度体系、生态国际合作机制等具有特色的做法和经验,力图在前人的研究基础上为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法制建设提供一些新的研究视角和解决问题的路径。
二、我国有了第一部《气象法》（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我国有了第一部《气象法》（论文提纲范文）
（1）论碳达峰碳中和行动的法制框架（论文提纲范文）
| 一、碳达峰碳中和的已有法制框架 |
| （一）宪法层面的间接依据 |
| （二）法律层面的直接准备 |
| 1. 环境保护法体系中的法律准备 |
| 2. 应对气候变化的专门规范 |
| 3. 能源法体系中的法律准备 |
| 4. 相关关联法律中的准备 |
| 二、碳达峰碳中和行动的法制框架的关键缺失 |
| （一）应对气候变化的国家专门立法缺失 |
| （二）减污降碳协同增效的基础性规则缺损 |
| （三）相关立法目的之间缺乏协调 |
| 三、完善碳达峰碳中和行动法制框架的举措 |
| （一）制定应对气候变化的国家专门立法 |
| （二）补救减污降碳协同增效基础性规则的缺失 |
| （三）完善关联立法以形成体系性合力 |
| 结语 |
（2）中国当代军事百科全书编纂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选题来源及意义 |
| 1.2 关键概念界定 |
| 1.3 文献综述 |
| 1.3.1 百科全书研究的主要专着和论文 |
| 1.3.2 中国军事百科全书的研究 |
| 1.4 主要研究方法及创新点 |
| 1.5 研究理论及其说明 |
| 第二章 编纂概述 |
| 2.1 军事百科全书的性质、特点 |
| 2.2 军事百科全书的功用 |
| 2.3 编纂指导思想及目的 |
| 2.3.1 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 |
| 2.3.2 为中国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服务 |
| 2.4 出版、修订与版别 |
| 第三章 编纂发展历程 |
| 3.1 编纂历史背景 |
| 3.1.1 新时期社会文化需求和军队建设总目标催生 |
| 3.1.2 中国国防现代化和军事斗争准备迫切需要 |
| 3.1.3 新军事革命强力推动 |
| 3.2 编纂历程及阶段 |
| 3.2.1 编纂的开创与奠基(1980~1986) |
| 3.2.2 编纂的专业化与全面建设(1986~2002) |
| 3.2.3 编纂的纵深化、系统化、多元化发展(2002~2016) |
| 3.3 编纂领导机构与组织机构 |
| 3.3.1 兼具行政性和学术性的领导机构 |
| 3.3.2 从临时性机构到正式定编的组织机构 |
| 3.4 权威型的撰写和编审人员 |
| 3.5 专业型的专门编纂人员 |
| 第四章 编纂理论与方法:博采、萃取与确定 |
| 4.1 博采:基于军事科学研究成果 |
| 4.1.1 “学科论”与军事百科全书总体设计 |
| 4.1.2 以军事科学研究为基础 |
| 4.2 萃取:军事知识秩序的建立 |
| 4.2.1 积淀与初建 |
| 4.2.2 完善与架构 |
| 4.2.3 传承与创新 |
| 4.3 确定:系统工程的运行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政治性与客观性:科学考量标准 |
| 5.1 坚持政治原则 |
| 5.1.1 “事关国家和军队的科学文化基本建设” |
| 5.1.2 反映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研究成果 |
| 5.1.3 政治性问题的处理解决 |
| 5.1.4 作为“武器”的军事百科全书 |
| 5.2 秉持客观性 |
| 5.2.1 人物条目评价原则的提出 |
| 5.2.2 尊重历史,实事求是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文献资料研究与条目撰写审定 |
| 6.1 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文献资料 |
| 6.1.1 编纂的广度、深度取决于文献资料的占有度 |
| 6.1.2 基础建设与长远保存 |
| 6.2 藏用并重 |
| 6.2.1 文献资料建设 |
| 6.2.2 文献资料核对 |
| 6.3 条目专题资料与条目撰写、审定 |
| 6.3.1 “因条而宜”建立条目专题资料系统 |
| 6.3.2 收集、鉴别、取舍——以“段德昌”条目专题资料为例 |
|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编纂特色与创新 |
| 7.1 编纂内容 |
| 7.1.1 知识内容:从填补空白到全面反映 |
| 7.1.2 知识体系:在创新中发展 |
| 7.1.3 文体语言:百科体裁与军事特色 |
| 7.2 编纂实践 |
| 7.2.1 “国家编纂体制” |
| 7.2.2 “小核心、大外围”的编纂机制 |
| 7.2.3 与其他百科全书编纂模式之比较 |
| 7.3 编纂现代化设想 |
| 7.3.1 编纂技术平台现代化 |
| 7.3.2 构建军事知识服务体系 |
|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编纂与军事学科的建立、发展 |
| 8.1 推动军事辩证法学科建设 |
| 8.1.1 条目范畴的确定 |
| 8.1.2 学科的建立 |
| 8.1.3 在发展中调整 |
| 8.2 拓展军队政治工作学科范畴 |
| 8.2.1 学科之争 |
| 8.2.2 学科体系的完善 |
| 8.3 夯实军事法学科研究基础 |
| 8.3.1 学科的增设 |
| 8.3.2 填补军事法研究空白 |
| 8.4 构建军事装备学科理论体系 |
| 8.4.1 反映军事装备知识增长 |
| 8.4.2 创新发展军事装备理论 |
| 本章小结 |
| 第九章 若干重要历史问题的研究与解决 |
| 9.1 解放军军战史若干重要问题 |
| 9.1.1 长征“密电事件”的争论 |
| 9.1.2 西路军相关条目的表述 |
| 9.1.3 抗日战争中人民军队战绩问题 |
| 9.1.4 对百团大战的认识和评价 |
| 9.2 军事人物相关问题 |
| 9.2.1 清除“左”的影响——以被错杀人物条目为例 |
| 9.2.2 稳妥处理历史遗留问题——以“项英”“粟裕”条目为例 |
| 9.2.3 人物评价“功是功,过是过”——以“林彪”条目为例 |
| 9.2.4 人物图片阐释知识语言 |
| 9.2.5 解放军“军事家”的论证和确定 |
| 9.2.6 中华民国时期军事人物评价 |
|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4）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制度法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研究价值与意义 |
| 三、国内外研究现状述评 |
| 四、主要研究方法 |
| 五、论文结构 |
| 六、论文主要创新及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国家区域援助制度研究的理论准备 |
| 第一节 区域的范畴界定 |
| 一、区域的语义分析 |
| 二、不同学科中区域的内涵剖析 |
| 三、本文语境下区域的涵义与边界 |
| 第二节 国家区域援助的内涵与限定 |
| 一、援助的内涵 |
| 二、区域援助的界定与体系 |
| 三、国家区域援助的概念与体系 |
| 第三节 国家区域援助制度要素 |
| 一、援助对象 |
| 二、援助方式 |
| 三、援助绩效评估 |
| 第二章 国家区域援助制度的法理基础 |
| 第一节 国家职能理论与国家区域援助义务 |
| 一、国家职能的演进 |
| 二、国家区域援助义务的逻辑根源 |
| 第二节 发展权利理论与区域发展权 |
| 一、发展权的变革 |
| 二、区域作为发展权的权利主体 |
| 三、区域发展权的内容与实现 |
| 第三节 实质正义理论与国家区域援助 |
| 一、实质正义的内容 |
| 二、实质正义在区域层面的实现 |
| 第三章 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制度的历史、现状与问题 |
| 第一节 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制度的演进过程 |
| 一、萌芽阶段:国家区域援助的模糊概念及实践 |
| 二、正式形成:以“对口支援”政策的提出为标志 |
| 三、推动立法:以《西部开发促进法》为例 |
| 第二节 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制度的立法现状与政策梳理 |
| 一、成文法层面 |
| 二、国家区域援助政策层面 |
| 第三节 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制度存在的法律问题 |
| 一、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标准不明确 |
| 二、国家区域援助方式的有效性有待进一步提升 |
| 三、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强制性缺失 |
| 第四章 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标准化 |
| 第一节 域外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及相关制度概况 |
| 一、美国 |
| 二、日本 |
| 三、欧盟 |
| 四、域外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的特点及经验 |
| 第二节 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的基石 |
| 一、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的背景 |
| 二、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的目标 |
| 三、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的原则 |
| 第三节 实现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标准化的建议 |
| 一、国家区域援助对象的识别 |
| 二、明确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的标准 |
| 三、以法律形式对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进行明确规定 |
| 第五章 国家区域援助方式的有效性 |
| 第一节 国家区域援助方式体系 |
| 一、国家区域援助方式的主要类型 |
| 二、国家区域援助对象适用的援助方式组合设计 |
| 第二节 区域财政援助制度 |
| 一、区域财政援助制度的域外考察 |
| 二、我国区域财政援助制度及存在的问题 |
| 三、完善我国区域财政援助制度的建议 |
| 第三节 区域税收优惠制度 |
| 一、区域税收优惠制度的域外规定 |
| 二、我国区域税收优惠制度及存在的问题 |
| 三、完善我国区域税收优惠制度的建议 |
| 第四节 区域金融支持制度 |
| 一、区域金融支持制度的域外考察 |
| 二、我国区域金融支持制度及存在的问题 |
| 三、我国区域金融支持制度的完善 |
| 第六章 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与应用 |
| 第一节 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的基础理论 |
| 一、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的法制思维 |
| 二、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的理论依据 |
| 三、核心:国家区域援助财政支出绩效评估 |
| 第二节 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的主体内容构建 |
| 一、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的“全生命周期” |
| 二、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的“结构性构成” |
| 第三节 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的应用 |
| 一、国家区域援助无效责任法律制度 |
| 二、国家区域援助退出法律制度 |
| 第七章 国家区域援助法律体系构建 |
| 第一节 国家区域援助法律体系的域外考察 |
| 一、域外国家区域援助基本法的概况介绍 |
| 二、域外国家区域援助单行法的内容与特点 |
| 第二节 我国国家区域援助的立法构想 |
| 一、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基本法的构建 |
| 二、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单行法的创设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 后记 |
（5）行业法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背景 |
| 二、文献综述 |
| 三、研究思路和方法 |
| 第一章 法律中的“行业”与行业法 |
| 第一节 相关概念的比较 |
| 一、行业与事业 |
| 二、行业与产业 |
| 第二节 “行业”入法的实证分析 |
| 一、法律文本的选择 |
| 二、“行业”的检索结果 |
| 三、“行业”入法的主要领域 |
| 四、部门法中的“行业” |
| (一)宪法中的“行业” |
| (二)经济法中的“行业” |
| (三)行政法中的“行业” |
| (四)社会法中的“行业” |
| (五)民商法中的“行业” |
| (六)刑法中的“行业” |
| 五、“行业”在法律条文中的形式样态 |
| (一)行业规划 |
| (二)行业标准 |
| (三)行业主体 |
| (四)行业协会 |
| (五)行业垄断 |
| (六)行业自律 |
| (七)行业诚信 |
| (八)从业人员 |
| 第三节 行业法的提出 |
| 一、行业法研究的历史沿革 |
| (一)从部门法的角度来理解行业法 |
| (二)从非正式制度的角度理解行业法 |
| (三)对行业法的深入研究 |
| (四)行业法与领域法的比较研究 |
| 二、行业法研究的理论共识 |
| 三、行业法与部门法的关系 |
| (一)交叉与重叠关系 |
| (二)包含与被包含关系 |
| 第二章 行业法治的概念分析 |
| 第一节 行业法治的提出 |
| 一、提出行业法治的逻辑 |
| 二、行业法治研究的历史沿革 |
| 三、行业法治的理论主张 |
| 第二节 行业法治的内涵 |
| 一、“硬法”之治与“软法”之治的结合 |
| 二、依法监管与依法自治的结合 |
| 三、横向体系和纵向体系的结合 |
| 第三节 行业法治的特性 |
| 一、法治主体的多元性 |
| 二、法律规范的复合性 |
| 三、行业治理的差异性 |
| 四、运行机制的共治性 |
| 五、调整范围的全面性 |
| 第四节 行业法治的理念 |
| 一、权利保护理念 |
| (一)通过公众参与实行权利保护 |
| (二)通过救济实现权利保护 |
| (三)通过行业监管实行权利保护 |
| 二、公平正义理念 |
| (一)行业准入公平 |
| (二)行业运行公平 |
| (三)行业结果公平 |
| 三、科学发展理念 |
| (一)创新理念 |
| (二)协调理念 |
| (三)绿色理念 |
| (四)开放理念 |
| (五)共享理念 |
| 四、自治理念 |
| 第五节 行业法治的实践意义 |
| 一、法治发展维度 |
| (一)有助于拓展法治的理论空间 |
| (二)有助于填补传统法治的短板 |
| (三)有助于国家治理体系的完善 |
| 二、行业发展维度 |
| (一)有助于推进多层次多领域依法治理,促进行业发展 |
| (二)有助于确立行业治理的标准,规范行业发展 |
| (三)有助于为新兴行业保驾护航 |
| 第三章 行业法治的产生基础 |
| 第一节 经济基础:社会分工的进一步发展 |
| 第二节 政治基础:政企分开、政事分开的体制逐渐确立 |
| 一、政企分开或政事分开的检索结果 |
| 二、各行业推进政企分开或政事分开的情况举例 |
| 三、对政企分开或政事分开检索结果的分析 |
| 第三节 社会基础:行业组织的大量涌现 |
| 一、政策和法律对行业组织的扶持 |
| 二、行业组织数量显着增长 |
| 第四节 法律基础:行业法律体系的逐步完善 |
| 一、第一阶段:改革开放后到九十年代中期 |
| 二、第二阶段:九十年代后期至今 |
| 第四章 行业法治的基本要素 |
| 第一节 行业法治中的行业标准 |
| 一、行业标准的广义界定 |
| 二、标准化对国家治理的作用 |
| 三、行业标准的法律性质 |
| 四、行业标准对行业法治的促进 |
| (一)行业标准进一步促进行业法治的社会化 |
| (二)行业标准使行业法治进一步柔性化 |
| (三)行业标准使行业法治进一步具有可操作性 |
| 第二节 行业法治中的行业协会 |
| 一、行业协会的法律定位 |
| 二、行业协会对行业法治的促进 |
| (一)行业协会参与行业立法 |
| (二)行业协会参与行业纠纷化解 |
| (三)行业协会参与行业监管 |
| (四)行业协会参与行业管理 |
| 第三节 行业法治中的行业自治 |
| 一、行业自治的法律性质 |
| 二、行业自治对行业法治的促进 |
| 第五章 行业法治存在的问题及完善 |
| 第一节 完善行业立法机制 |
| 一、行业立法存在的问题 |
| (一)行业分类难以精确 |
| (二)狭隘的部门本位主义 |
| (三)行业法律的滞后性 |
| (四)行业协会立法不完备 |
| (五)缺失跨行业的标准化协调机制 |
| 二、行业立法问题的完善 |
| (一)完善行业立法体制 |
| (二)完善行业标准立法 |
| (三)及时修订行业立法 |
| 第二节 完善行业监管机制 |
| 一、行业监管存在的问题 |
| (一)重审批轻监管的传统仍然存在,事中事后监管不健全 |
| (二)传统监管不适应新的形势,信用监管存在体制机制缺陷 |
| (三)传统监管缺乏有效的协调机制,综合监管仍有待完善 |
| 二、行业监管问题的完善 |
| (一)强化事中事后监管,完善信用监管和综合监管 |
| (二)贯彻政府适度监管原则 |
| 第三节 完善行业纠纷化解机制 |
| 一、行业纠纷化解存在的问题 |
| (一)行业调解组织主要靠公权力推动,公信力有待加强 |
| (二)行业调解制度的认同度不高,导致利用率过低 |
| (三)行业调解的成功率不高,没有实质性发挥作用 |
| (四)行业调解程序和行业仲裁等相关法律制度缺失 |
| 二、行业纠纷化解问题的完善 |
| (一)完善行业调解制度 |
| (二)健全行业仲裁制度 |
| (三)鼓励行业组织制定标准化法律文本,预防行业纠纷的产生 |
| 第四节 完善行业自治机制 |
| 一、行业自治存在的问题 |
| (一)立法和政策上重行业自律,轻行业自治 |
| (二)行业协会自治权力不够 |
| (三)不利于行业自治的固有缺陷难以根除 |
| 二、行业自治问题的完善 |
| (一)将立法上的“行业自律”修改为“行业自治” |
| (二)政府彻底退出行业协会的运作 |
| (三)赋予行业协会完整的自治权力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A 主要行业法律的梳理 |
| 附录 B 国务院行政审批改革政策性文件清单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成果 |
| 后记 |
（6）我国领水外管辖海域刑事立法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一)国内研究现状及发展趋势 |
| (二)国外研究现状及发展趋势 |
| 三、主要内容、研究方法与创新点和难点 |
| (一)主要内容 |
| (二)研究方法 |
| (三)创新点和难点 |
| 第一章 我国领水外管辖海域刑事立法概述 |
| 第一节 我国领水外管辖海域刑事立法基本理论 |
| 一、我国领水外管辖海域范围 |
| 二、刑事立法的基本内容 |
| 三、国家刑事管辖权行使的一般原则 |
| 第二节 我国领水外管辖海域刑事立法的国际法基础 |
| 一、毗连区的管制权 |
| 二、专属经济区的主权权利和管辖权 |
| 三、大陆架的主权权利和管辖权 |
| 第三节 我国领水外管辖海域刑事立法的现状 |
| 一、我国刑法在领水外管辖海域的效力规定 |
| 二、我国领水外管辖海域定罪量刑规定 |
| 第二章 我国刑法在领水外管辖海域的效力规定问题 |
| 第一节 《刑法》第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的内涵和外延 |
| 一、文理解释 |
| 二、历史解释 |
| 三、体系解释 |
| 四、目的解释 |
| 第二节 我国在领水外管辖海域的刑事管辖权的性质 |
| 一、属地管辖权 |
| 二、保护管辖权 |
| 三、专属管辖权 |
| 第三节 我国刑法在领水外管辖海域的效力规定的完善 |
| 一、国外立法经验 |
| 二、刑法典、刑法修正案和立法解释 |
| 三、条文设计 |
| 第三章 我国刑法在领水外管辖海域的定罪量刑问题 |
| 第一节 我国刑法在领水外管辖海域定罪量刑的不足 |
| 一、部分涉海罪刑难以适应海上特殊性 |
| 二、刑法典与附属刑法之间不协调 |
| 三、部分领水外管辖海域海洋权益未纳入刑法保护范围 |
| 第二节 我国领水外管辖海域定罪量刑规定的完善 |
| 一、国外立法经验 |
| 二、立法模式 |
| 三、犯罪类型及量刑分析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7）湖北省地方环境立法研究：现状、问题与发展（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的背景及意义 |
| 一、研究的背景 |
| 二、研究的意义 |
| 第二节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一、国内研究综述 |
| 二、国外研究综述 |
| 第三节 研究的内容与创新点 |
| 一、研究内容 |
| 二、论文创新点 |
| 第一章 地方环境立法的内涵、发展及功能 |
| 第一节 地方环境立法概论 |
| 一、地方立法的基本界定 |
| 二、地方立法的属性及特点 |
| 三、地方环境立法的内涵 |
| 第二节 地方环境立法权的发展及重要性 |
| 一、地方环境立法权的发展 |
| 二、地方环境立法发展的重要性 |
| 第三节 地方环境立法的功能及作用 |
| 一、发挥立法先行先试,构建自下而上新的立法模式 |
| 二、形成多元立法格局,明晰中央和地方环境立法权限 |
| 三、保障环境权益实现,形成有序的环境法制秩序 |
| 第二章 湖北省地方环境立法现状——基于文本的观察 |
| 第一节 湖北省地方环境立法现状概述 |
| 一、湖北省地方环境立法权渊源 |
| 二、湖北省地方环境立法现状 |
| 三、湖北省地方环境立法与国家立法互动关系 |
| 第二节 湖北省地方环境立法的特点分析 |
| 一、环境立法占比较重,立法数量较为庞大 |
| 二、环境立法活动较为活跃 |
| 三、立法领域全面、体系已基本完备 |
| 四、立法体现地方特色,具有创新性 |
| 第三章 湖北省地方环境立法的存在的形式问题与实质问题 |
| 第一节 湖北省地方立法中形式问题的考察 |
| 一、立法不稳定且及时性不够 |
| 二、立法不均衡、立法领域存在空白 |
| 第二节 湖北省地方环境立法实质问题考察 |
| 一、立法权下放后,各级立法权限不清 |
| 二、公众参与不够,环境权益保障未有效实现 |
| 第四章 湖北省地方环境立法改进措施与发展方向 |
| 第一节 湖北省地方环境立法形式问题完善 |
| 一、及时立法,不断提高立法技术 |
| 二、均衡立法内容,整合立法领域 |
| 第二节 湖北省地方环境立法实质问题改进 |
| 一、建立立法协调机制,提高立法质量 |
| 二、注重“因地制宜”,根据实际需要制定环境法规 |
| 三、通过制度性措施保障地方环境立法的公众参与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国家环境立法与湖北省、武汉市地方环境立法统计表 |
| 致谢 |
（8）应对可持续发展的开发控制体系（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 |
| 1.1.1 可持续发展是城镇化的基本原则与要求 |
| 1.1.2 城乡规划是引领与管制城镇化的有效工具 |
| 1.1.3 开发控制是规划体系的核心 |
| 1.2 研究目的及意义 |
| 1.3 名词术语解释 |
| 1.3.1 “开发” |
| 1.3.2 “开发控制” |
| 1.3.3 “开发控制体系” |
| 1.3.4 “开发控制制度” |
| 1.3.5 “规划许可” |
| 1.4 研究思路 |
| 1.5 研究方法 |
| 1.6 技术路线 |
| 第二章 开发控制的研究进展 |
| 2.1 开发控制理论研究的背景 |
| 2.1.1 早期的理论研究 |
| 2.1.2 开发控制研究的转折 |
| 2.1.3 可持续发展理念下的开发控制研究 |
| 2.2 开发控制理论研究的国际进展 |
| 2.2.1 国外开发控制制度及开发控制体系整体研究 |
| 2.2.2 国外开发控制制度的组织框架及构成性研究 |
| 2.2.3 国外开发控制中的规划许可研究 |
| 2.3 开发控制理论研究的国内状况 |
| 2.3.1 国内开发控制理论研究的概况 |
| 2.3.2 国内开发控制的历史研究 |
| 2.3.3 国内开发控制的概念以及与规划体系的关系 |
| 2.3.4 国内规划管理与开发控制的研究 |
| 2.3.5 国内规划许可的研究 |
| 2.4 国内外的研究比较 |
| 第三章 开发控制体系的目标与特征 |
| 3.1 开发控制体系与规划体系 |
| 3.1.1 开发与规划的关系 |
| 3.1.2 规划体系的构成 |
| 3.1.3 规划体系的模式 |
| 3.1.4 开发控制体系与规划法规体系的关系 |
| 3.2 开发控制体系的目标 |
| 3.2.1 开发、开发控制以及开发控制体系的目标 |
| 3.2.2 开发控制体系目标的变迁与社会变迁 |
| 3.2.3 开发控制体系的目标及其控制方式 |
| 3.3 开发控制体系的特征 |
| 3.3.1 政治性 |
| 3.3.2 经济性 |
| 3.3.3 技术性 |
| 3.3.4 地方性 |
| 3.4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开发控制的方式 |
| 4.1 开发控制体系、开发控制制度与开发控制方式 |
| 4.2 开发的概念与定义 |
| 4.2.1 开发活动的物权特征 |
| 4.2.2 开发权的变化 |
| 4.2.3 开发活动的定义 |
| 4.2.4 开发活动的分类 |
| 4.3 开发控制的外部性区分 |
| 4.3.1 开发活动的外部性 |
| 4.3.2 负外部性 |
| 4.3.3 正外部性 |
| 4.3.4 外部性的评估 |
| 4.4 开发控制涉及的利益范畴 |
| 4.4.1 开发控制的法理基础 |
| 4.4.2 公共还原的理念 |
| 4.4.3 公共还原的方式 |
| 4.5 开发控制的方式 |
| 4.5.1 行政认可 |
| 4.5.2 法律授权许可 |
| 4.5.3 区划法赋权许可 |
| 4.5.4 土地契约/土地出让合同 |
| 4.5.5 行政协议/行政合同 |
| 4.5.6 规划许可/行政许可 |
| 4.6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开发控制的规划许可程序 |
| 5.1 代表性国家和地区的许可程序 |
| 5.1.1 英国的规划许可程序 |
| 5.1.2 香港的土地契约程序 |
| 5.1.3 新加坡的土地批租程序 |
| 5.1.4 美国的区划修正及建筑许可程序 |
| 5.1.5 澳大利亚的开发许可程序 |
| 5.1.6 日本的工程认可程序 |
| 5.2 规划许可程序的划分 |
| 5.2.1 开发控制方式的分类程序 |
| 5.2.2 规划许可程序的划分及其依据 |
| 5.3 规划许可申请的前期程序 |
| 5.3.1 咨询 |
| 5.3.2 预申请 |
| 5.3.3 准备申请材料 |
| 5.4 规划许可的申请及授予程序 |
| 5.4.1 申请与受理 |
| 5.4.2 磋商与谈判 |
| 5.4.3 决定与公告 |
| 5.5 规划许可的维护程序 |
| 5.5.1 规划许可的变更 |
| 5.5.2 规划许可的撤回 |
| 5.5.3 许可的撤销 |
| 5.5.4 许可的注销 |
| 5.6 规划许可的救济程序 |
| 5.6.1 规划许可的申诉 |
| 5.6.2 规划许可的强制执行 |
| 5.7 规划许可核心程序的设置理念 |
| 5.7.1 协商谈判与制度成本 |
| 5.7.2 公示听证与知情权 |
| 5.7.3 许可撤回与信赖原则 |
| 5.7.4 许可申诉与法律救济 |
| 5.7.5 强制执行与制度权威 |
| 5.8 规划许可的利益相关者及决策 |
| 5.8.1 利益相关者的构成 |
| 5.8.2 规划许可行政的权力模式 |
| 5.8.3 规划许可决策的考虑因素 |
| 5.8.4 规划许可决策的附加条件 |
| 5.9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我国开发控制的历史及制度分析 |
| 6.1 礼制、律令与建设管制 |
| 6.1.1 古代礼制与律令下的城市管制 |
| 6.1.2 近代对西方国家开发控制的制度移植 |
| 6.1.3 单向思维模式的历史文化背景 |
| 6.2 规划实施与开发控制 |
| 6.2.1 计划经济下的规划实施 |
| 6.2.2 市场经济下开发控制制度的建立及调整 |
| 6.2.3 单路径规划体系的理论原型 |
| 6.3 单路径规划体系下的规划管理与开发控制 |
| 6.3.1 规划管理的范围 |
| 6.3.2 规划管理的价值取向 |
| 6.3.3 政府在规划管理中的角色 |
| 6.3.4 规划管理中的规划编制 |
| 6.3.5 规划法规体系的构成 |
| 6.3.6 我国法定开发控制制度的组织框架 |
| 6.4 开发控制制度中对开发活动的界定 |
| 6.4.1 开发活动的界定缺乏物权意识 |
| 6.4.2 开发活动的分类未能体现可持续发展要求 |
| 6.5 开发控制制度中开发活动主体的区分 |
| 6.5.1 没有正确区分开发活动主体 |
| 6.5.2 公共利益主体的开发控制效率低下 |
| 6.5.3 忽略私人利益开发活动的义务与权利 |
| 6.6 开发控制制度中开发活动外部性的区分 |
| 6.6.1 没有建立外部性区分与许可分类的联系 |
| 6.6.2 缺乏外部性评估的导则指引 |
| 6.6.3 外部性评估的法律责任模糊 |
| 6.7 开发控制制度中开发控制方式的运用 |
| 6.7.1 混淆行政认可与规划许可 |
| 6.7.2 土地出让条件的设置机制不合理 |
| 6.7.3 用地规划许可的作用已弱化 |
| 6.7.4 建筑工程许可缺乏精细化分类 |
| 6.7.5 存量用地需要新的开发控制方式 |
| 6.8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基于我国现行规划体系调整而建构开发控制的理论模型 |
| 7.1 规划体系的调整：复合网络规划体系的转型 |
| 7.1.1 顺应制度变迁的内在动力 |
| 7.1.2 向复合网络的规划体系转型 |
| 7.2 基于规划体系调整而构建开发控制的理论模型 |
| 7.2.1 “单向”思维向“多向”思维的转变 |
| 7.2.2 开发控制理论模型的构建 |
| 7.2.3 可持续发展核心理念的实现 |
| 7.2.4 开发控制体系多维属性的尊重 |
| 7.3 理论模型下开发活动定义及许可分类 |
| 7.3.1 开发控制的对象 |
| 7.3.2 基于利益主体区分行政认可 |
| 7.3.3 基于外部性区分法律授权认可 |
| 7.4 理论模型下的土地开发控制方式 |
| 7.4.1 确定性与灵活性的协调 |
| 7.4.2 地块类型特征的体现 |
| 7.4.3 开发控制方式的精细化运用 |
| 7.5 理论模型下的许可优化 |
| 7.5.1 规划许可的优化原则 |
| 7.5.2 用地规划许可的优化 |
| 7.5.3 工程规划许可的优化 |
| 7.6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广州市规划管理过程中开发控制的制度性问题 |
| 8.1 广州市开发控制的历史背景 |
| 8.1.1 近代市政管理(1843-1921) |
| 8.1.2 现代规划许可的雏形(1921-1949) |
| 8.1.3 计划经济下的规划管理(1949-1988) |
| 8.1.4 现行规划许可程序的建立及调整(1987-) |
| 8.2 广州市开发控制相关机构及人员 |
| 8.2.1 规划管理及相关部门的设置 |
| 8.2.2 管理体制 |
| 8.2.3 审议机制 |
| 8.2.4 技术人员体系 |
| 8.3 广州市开发控制体系的基本架构 |
| 8.3.1 广州市开发控制的实践框架 |
| 8.3.2 广州市开发控制相关的规划编制 |
| 8.3.3 广州市开发控制相关的规划法规 |
| 8.4 广州市现有规划许可的分类程序 |
| 8.4.1 土地出让条件的程序 |
| 8.4.2 规划许可的程序 |
| 8.4.3 绿色通道许可程序 |
| 8.5 广州市规划许可的基本程序及其剖析 |
| 8.5.1 规划许可申请前期 |
| 8.5.2 规划许可申请及授予 |
| 8.5.3 规划许可的维护 |
| 8.5.4 规划许可的救济 |
| 8.6 广州市开发控制面临的可持续发展挑战 |
| 8.6.1 历史保护区的利益博弈 |
| 8.6.2 城市更新区的目标与方式 |
| 8.6.3 城市发展的不确定性 |
| 8.6.4 建筑物功能转换的诉求 |
| 8.6.5 多元目标的平衡次序 |
| 8.7 广州市开发控制体系的特征 |
| 8.7.1 忽略开发控制的政治性 |
| 8.7.2 缺乏制度经济性的成本意识 |
| 8.7.3 没有充分发挥技术性的作用 |
| 8.7.4 缺乏地方性的控制机制 |
| 8.8 本章小结 |
| 第九章 .广州市开发控制制度改革的策略 |
| 9.1 广州市开发控制体系的代表性 |
| 9.1.1 广州市开发控制实践的困境具有普遍性 |
| 9.1.2 广州市开发活动具有多样性与复杂性 |
| 9.1.3 广州市开发控制的探索具备创新能力 |
| 9.2 制度改革的前提和基础分析 |
| 9.2.1 应用开发控制理论模型 |
| 9.2.2 基于广州市现有的制度基础 |
| 9.3 规划法规的完善及规划编制的改革 |
| 9.3.1 规划法规的完善 |
| 9.3.2 规划编制的改革 |
| 9.4 行政机构调整及技术人员体系的完善 |
| 9.4.1 公共部门职能的梳理 |
| 9.4.2 决策机制的完善 |
| 9.4.3 技术服务体系的完善 |
| 9.5 规划许可的程序改进 |
| 9.5.1 规划许可程序的优化细则 |
| 9.5.2 规划许可程序的分类改进 |
| 9.6 本章小结 |
| 论文结论、创新与展望 |
| 一、主要研究结论 |
| 二、论文创新与特色 |
| 三、未来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件一：代表性国家和地区的规划编制体系 |
| 附件二：国外代表性国家城市规划法对比 |
| 附件三：国外代表性规划行政机构设置 |
| 附件四：我国“一书三证”的内容及形式 |
| 附件五：我国规划机构设置概况 |
| 附件六：广州市国土规划资源委员会职能设置 |
| 附件七：广州市开发控制相关资料汇编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附件 |
（9）文化多样性保护的环境法应对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可能的创新点 |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问题意识 |
| 二、文献综述 |
| 三、研究方法 |
| 四、研究意义 |
| 第一章 文化多样性保护环境法因应的必要性 |
| 第一节 文化与法律关系视阈下法律保护之必要 |
| 一、文化与法律的范畴认定 |
| 二、法律的文化隶属性与相对独立性 |
| 三、文化与法律的互动关系 |
| (一)文化是法律的来源和补充 |
| (二)文化是法律实施的社会基础 |
| (三)法律促进文化的发展 |
| 第二节 文化与环境关系视阈下环境法保护之必要 |
| 一、文化与环境的耦合 |
| 二、环境问题的文化解释 |
| 第三节 多样性与法律关系视阈下环境法保护之必要 |
| 一、文化多样性概念与价值 |
| 二、文化多样性滋养环境法 |
| (一)多样文化提供立法资源 |
| (二)多种规则补足环境制定法 |
| (三)多元机制促进环境法的实施 |
| 三、文化多样性是环境法的价值目标 |
| 第二章 环境法在文化多样性保护中的作用 |
| 第一节 文化多样性法律保护体系 |
| 一、文化多样性保护的国际法体系 |
| 二、文化多样性保护的国内法体系 |
| 第二节 文化多样性保护中环境法的角色 |
| 一、环境法的调整方式与独特视角 |
| (一)环境法的定义及调整范围 |
| (二)环境法的生态化方法及整体化视角 |
| 二、环境法的文化多样性保护优势 |
| (一)目的具有一致性:人的全面发展 |
| (二)内容具有一致性:人的基本权利 |
| (三)性质具有一致性:人类公共事务 |
| (四)手段具有一致性:公众普遍参与 |
| 第三章 环境法中文化多样性保护的规范形式展现 |
| 第一节 环境法理念中的文化多样性尊重 |
| 一、可持续发展理念 |
| 二、环境善治思想 |
| 三、生态文明观 |
| 第二节 环境法律原则中的文化多样性体现 |
| 一、协调发展原则 |
| 二、整体保护原则 |
| 三、因地制宜原则 |
| 四、公众参与原则 |
| 五、惠益共享原则 |
| 第三节 环境法律规范要素中的文化多样性关注 |
| 一、环境法所保护的文化客体 |
| (一)文化环境 |
| (二)文化遗产 |
| (三)文化生态 |
| 二、环境法所关注的文化主体 |
| (一)少数民族 |
| (二)原住民/土着居民 |
| 第四节 环境法律制度中的文化多样性宽容 |
| 一、国家公园制度 |
| 二、风景名胜区制度 |
| 三、文化生态保护区制度 |
| 第四章 环境法中文化多样性保护的隐遁与消失 |
| 第一节 文化多样性保护环境法因应失灵的表现 |
| 一、环境移植法中本土文化底蕴的缺失 |
| 二、地方环境立法中文化差异性的缺失 |
| 三、环境法中弱势文化群体的关注不足 |
| 四、环境利益对文化利益的全面压制 |
| 第二节 文化多样性保护环境法因应失灵的原因分析 |
| 一、环境法的公益性造成对少数群体利益的忽视 |
| 二、环境法的公法性阻碍弱势文化群体意见的体现 |
| 三、环境法的现代性要素消解文化多样性 |
| 第五章 以文化多样性保护为面向的我国环境法应对 |
| 第一节 环境法理念的转向 |
| 一、正视本土文化的价值 |
| 二、塑造环境法的人文精神 |
| 第二节 环境立法的完善 |
| 一、构建基本体系结构 |
| 二、提高地方立法质量 |
| 三、培育环境习惯法 |
| 四、将移植法“本土化” |
| 第三节 环境法实施模式的多样化 |
| 一、多元主体合作的社区协同管理 |
| 二、环境利益与文化利益的司法衡量 |
| 三、行政调解“准司法”手段 |
| 四、充分利用基层环境自主治理机制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10）俄罗斯生态法制研究及对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镜鉴（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创新点 |
| 引言 |
| 第1章 俄罗斯生态法概述 |
| 1.1 俄罗斯生态法的基本概念 |
| 1.2 俄罗斯生态法的调整对象与调整方法 |
| 1.3 俄罗斯生态法的发展历史 |
| 1.4 俄罗斯生态法的基本原则 |
| 1.4.1 俄罗斯的可持续发展理念 |
| 1.4.2 俄罗斯生态学说 |
| 1.5 俄罗斯生态法同其他法律的关系 |
| 1.6 本章小结 |
| 第2章 俄罗斯生态文化体系研究及对我国的镜鉴 |
| 2.1 俄罗斯生态文化建设述评与现状分析 |
| 2.1.1 俄罗斯生态文化的概念与哲学基础 |
| 2.1.2 俄罗斯生态文化建设的基本内容及其评析 |
| 2.2 我国生态文化建设述评及其问题剖析 |
| 2.3 借鉴俄罗斯经验对完善我国生态文化体系的对策建议 |
| 第3章 俄罗斯生态管理体制研究及对我国的镜鉴 |
| 3.1 俄罗斯联邦国家生态管理机关的职能划分 |
| 3.2 俄罗斯生态管理的运行机制和决策模式 |
| 3.3 俄罗斯生态管理体制的动态评析及对我国的镜鉴 |
| 第4章 俄罗斯生态法律体系研究及对我国的镜鉴 |
| 4.1 俄罗斯生态法律体系述评与现状分析 |
| 4.1.1 俄罗斯生态法律体系的内容 |
| 4.1.2 俄罗斯生态法律评析 |
| 4.2 我国生态法律体系述评及其问题剖析 |
| 4.3 借鉴俄罗斯经验对完善我国生态法律的对策建议 |
| 第5章 俄罗斯生态制度研究及对我国的镜鉴 |
| 5.1 俄罗斯生态制度述评与现状分析 |
| 5.1.1 俄罗斯生态制度的内容 |
| 5.1.2 俄罗斯生态制度评析 |
| 5.2 我国生态制度述评及其问题剖析 |
| 5.3 借鉴俄罗斯的经验对构建我国生态制度体系的对策建议 |
| 第6章 俄罗斯国际生态合作机制研究及对我国的镜鉴 |
| 6.1 俄罗斯的国际生态合作机制概述 |
| 6.2 我国国际生态合作概述 |
| 6.3 借鉴俄罗斯经验对构建我国国际合作联动机制的对策建议 |
| 第7章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个人简历、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及研究成果 |
| 学位论文数据 |
四、我国有了第一部《气象法》（论文参考文献）
- [1]论碳达峰碳中和行动的法制框架[J]. 王江. 东方法学, 2021(05)
- [2]中国当代军事百科全书编纂研究[D]. 关泠. 河北大学, 2020(02)
- [3]中国环境法法典化的实现路径[J]. 李小强. 环境资源法论丛, 2020(00)
- [4]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制度法律研究[D]. 吕慧娜. 华东政法大学, 2020(03)
- [5]行业法治研究[D]. 刘刚. 吉林大学, 2019(02)
- [6]我国领水外管辖海域刑事立法问题研究[D]. 曾凤伟. 武汉大学, 2019(09)
- [7]湖北省地方环境立法研究：现状、问题与发展[D]. 方配. 武汉大学, 2019(06)
- [8]应对可持续发展的开发控制体系[D]. 庞晓媚. 华南理工大学, 2018(12)
- [9]文化多样性保护的环境法应对研究[D]. 鲁晶晶. 武汉大学, 2018
- [10]俄罗斯生态法制研究及对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镜鉴[D]. 林英梅.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 2017(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