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电子政务作为公共管理改革与善治的催化剂：瑞士案例研究(英文)（论文文献综述）
周笑梅[1]（2021）在《新型智库发展优化研究 ——以地方社科院实践为例》文中研究说明智库是国家软实力的表征。自国家启动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以来,新型智库建设取得了显着成效,但智库的政策咨询水平和服务社会能力,与现阶段国家的综合国力及国际地位仍明显不相称。制约智库发展的突出困境在于:在新型智库最重要的关系中,智库与政府双向维度同时存在深层体制改革的阻滞,且彼此复杂纠缠。一方面,这种制约呈现为相应的国家制度供给不足与治理理念、治理方式滞后,另一方面,新型智库在对自我重塑的能动把握上也存在观念滞后、行动迟滞、内部机制创新不足。内外部因素的复杂交错,致使新型智库依然受制于传统治理结构与组织结构,难以支持智库转型所需要的决策研究范式及运营模式的现代跃迁,因而也难以全面达成自身应有的职责担当,在整体上呈现深层结构性矛盾。如果将对这一矛盾的分析,单纯指向智库内部机制,或单纯指向政府制度供给,都难以有效解释问题的深层归因和回应问题的复杂性。本文试图将对这一矛盾的分析,置于国家治理现代化总体背景中,对其进行整体性系统性研究,以期更全面深入地理解与认知新型智库发展的内外部环境,并从中探寻其发展的深层结构性影响因素,进而系统探索对其发展优化更具应用价值的实践对策。这是本文研究的基本问题。新型智库建设关系到国家治理的核心问题,即政府决策的科学性与决策效率,关系到由国家决策体制改革、国家治理体系创新等因素共同构成的国家治理现代化。中国当前在国内国际复杂局势中,同时面临重大机遇与挑战,而信息化网络化智能化对人类经济社会结构及运行模式深刻复杂的改变与形塑,则使这种机遇与挑战空前放大,进而使智库对国家及政府决策能力的重大影响进一步突显,作为决策体制改革及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环节,新型智库的良性发展成为意义重大的现实与理论问题。在国家治理总体架构下,存在三个对新型智库发展具有重要影响的基本维度:国家的制度供给、智库的内部治理、智库的外部关系。这三个维度既决定着智库的发展模式与发展空间,同时也都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因素与重要环节。本文主要依据国家治理、参与式治理、网络化治理、决策过程参与等理论,基于“国家制度供给-智库内部治理-智库外部关系”的研究框架,通过对国内外智库发展经验较为系统的考察,以31个省市自治区省级地方社科院为核心研究案例,分别在三个基本维度下展开深入系统研究,以剖析新型智库发展中的结构性问题及其影响因素,并对其未来发展提出优化路径及对策。在形成对新型智库发展状况及问题判断时,本文做了一定数量国内外实践案例的实证分析,特别是以31个省级地方社科院为核心研究案例详细开展了相关研究。结合学术文献研读及理论资源支撑,基于以上综合考察与研究,提出了相应的新型智库发展优化对策:第一,在政府维度,加大力度扭转突出的制度供给不足问题,加强对新型智库发展的制度供给和赋权。新型智库发展制度供给体系应包括:决策过程参与保障制度、机构主体重塑保障制度、智库市场化运行保障制度、智库现代传播保障机制等内容。第二,在智库内部治理维度,探索法人治理结构改革,并在清晰战略目标定位前提下,对智库的研究机制、管理机制、运营机制等进行系统创新。第三,在智库外部关系维度,围绕新型智库发展所形成的重要外部关系,以激活主体能量与活力为前提,建构政府主导、智库发挥重要作用的网络化治理合作伙伴关系。在三个基本维度分别研究的基础上,本文提出了一些整体性政策建议:优化国家对新型智库建设的总体布局,持续培育现代政治文明;在秉持稳步渐进改革原则的同时,加快提升新型智库发展相关立法层次,以强大的国家立法保障并规范新型智库发展;合理布局新型智库发展体系,以建立和形成有效保障各类智库均衡而充满活力发展的资源配置模式,维护不同类型智库共同构成的整体国家知识资源及决策智慧宝库;积极回应大数据时代要求,推动新型智库信息平台基础设施整体升级,制定并实施涵盖政府、智库、企业及社会的互联互通、共建共治共享的知识管理及数据库网络,为建立国家智慧决策模式做足准备,以提高国家治理效能,进一步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
康俊莲[2]（2020）在《中国食品安全的政府监管权力配置问题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如何对食品安全监管进行权力配置,实现对食品安全监管的科学协同有效治理,是贯彻落实习近平同志提出的“四个最严”要求,（1）不断提升人民群众对食品安全满意度、幸福感、安全感的具体体现。本文围绕“食品安全监管政府权力配置”这一核心问题,从政府监管权力配置的空间、时间、制度三维一体角度,探究政府监管权力的内在逻辑,针对现实问题提出科学优化、系统完善的路径。本文遵循“四个最严”要求,依据协同治理和跨部门合作等理论,采用比较制度分析法,论域方面选择政府监管控管层次多、管理幅度宽泛的典型国家作为参照进行对比分析,剖析了制度背后权力配置结构及其演化方式,比较在不同制度下,食品安全政府监管权力在特定历史时期,如何实现监管权力配置效用的最大化。同时,分析了我国食品安全政府监管权力配置不同历史时期的发展历程、政府权力配置存在的争议和挑战、政府监管权力配置采取的措施与体现的特征,从空间维度改革、时间维度改革、制度维度三维一体角度,结合我国国情,提出了政府食品监管权力配置协同治理的建构路径。本文第一部分,介绍研究背景,包含食品安全监管、政府权力配置、协同治理等相关理论和制度架构,为后续研究奠定理论基础。第二部分,回答了中国食品安全监管,在不同历史时期监管权力的现实配置,及监管权力行使产生的内在逻辑。从空间、时间、制度三个维度,阐释了不同历史时期食品安全监管政府权力配置的基本概况、监管存在的问题、采取的改革举措、政府权力配置的改革特征。基于此,对我国食品安全监管政府权力配置在改革实践过程中存在的历史遗留问题进行归纳提炼。同时,从府际关系角度,对食品安全政府纵向权力配置、横向权力配置进行分析,研究其结构转变中的内在联系,为推进食品安全全面深化改革,实现政府协同治理不断走向深入奠定基础。在协同治理等相关理论基础上,回答第二个问题,即食品安全监管权力由哪些因素导致变迁?从空间、时间、制度三个维度,阐释政府监管权力行政化,部门分割的高度集权,由于社会秩序的高度扩展,使得行政分割高度集权的政府权力,呈现出具体监管越来越属地化,抽象监管越来越集权的现象。此部分分析,以协同治理理论核心内涵为指导,以跨部门合作理论与政府协同理论为支撑,从政府失灵、市场失灵、社会监管缺失三个层次,阐述食品安全政府监管权力配置,在空间维度上,由于跨部门间食品安全监管权责利益均衡问题,导致“权力越位”,需要进一步通过协同治理优化提升食品监管政府权力配置;在时间维度由于监管权责不清、行政壁垒、监管遗漏导致“权力缺位”,会直接影响在危害食品安全事件发生时,政府能否快速反应、迅速行动,从快将危害食品安全事件处理在萌芽状态,反映着政府的应急和统筹协同调度能力。因此,在时间维度要突出“早一步”“快一步”,必须通过实现制度做保障和空间维度跨部门的相互协同、配合;在制度维度由于监管中的权力异化、监管过程的渎职行为、监管中出现的违章违规导致“权力错位”,容易引发政企合谋、监管腐败等问题的产生。第三部分,分析了在大部制改革的背景下,我国食品安全面临的争议和挑战,以及通过域的选定,借鉴国内外食品安全政府监管权力配置经验,依据“四个最严”的要求展开分析,结合我国实际,归纳提炼有益于我国政府协同治理的食品安全政府监管体系。空间维度改革,解决外部硬性边界跨部门间协同治理,出了问题谁说了算的问题;时间维度改革,解决内部构架基础降低危害食品带来的风险,实现早发现、早识别、快处置的问题;制度维度改革,解决单元间协商机制制度系统化、体系化、完整化的问题,形成以食品安全法为主干,各相关管理条例、管理办法体系化、完整化相互协同、互为补充的制度体系。通过研究,本文力求在以下几个层面做出努力,取得如下研究结论:其一,针对“权力越位”,解决跨部门间“政出多门”、相互协同的问题。通过强化中央一级政府食品监管,构建全国自上而下统筹监管“一盘棋”,实现危害食品安全事件的快速应对和处置。既而发挥中央政府监管权力灵活调度功能,实现“中央精神”掷地有声的贯彻、落实的同时,实现地方政府因地制宜,结合本地区实际,展开创新监管的实践。作为中央政府还肩负着全球食品监管风险治理中发挥多元治理的功能。通过发挥中央政府、食品跨国企业等在国际舞台的影响力,在参与国际事务食品安全治理规制的制定,主动参与,积极作为,化解中西方在食品监管领域文化认识的鸿沟,提升在国际食品监管中的话语权和主导权。另外构建起跨部门间食品安全协同机制和治理机制,通过部门间的责任分担、沟通协商、协同治理运行,实现食品监管的协同治理。其二,针对监管权责不清、行政壁垒、监管遗漏导致的“权力缺位”,解决危害食品带来的安全风险,需要通过建立食品安全预警监测机制,实现对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食品的早发现、早预警,同时提高科学防控的能力,做到快速反应,实现从快处置。建构公开透明的信息通报体系,不仅要形成日常检测公告制度,还要突出危害食品事件发生时,让公众及时了解实情,消除社会公众心理恐慌,有效参与积极应对食品风险,逐步引导社会公众参与食品安全治理的意识和能动力。在协同治理视域下,构建起对监管事前、事中、事后的协同治理权力监督机制,调动社会各界力量,积极参与其中。同时在时间维度下,还应将权力行使的重点,放在食品安全风险的预防上来,只有将风险点控制住,才能从源头上控管住,保障安全食品“产”出来的有效性。风险预防应突出其独立性、透明性以及全程采取的开放方式,实现过程的监督性。以此来保障食品安全风险预防的科学性和自然性。其三,针对监管中的权力异化、监管过程的渎职行为、监管中出现的违章违规导致的“权力错位”,引发政企合谋、监管腐败等问题的产生。从制度维度,认真梳理,提出解决《食品安全法》与各监管部门间出台相关管理办法、细则等,形成系统性、完整性、相互协同互补、衔接的制度化体系。通过协同治理导向的政府重塑,建构起彼此之间互为协作的服务型政府,以推动食品安全监管政府治理理念的质性转变。其四,本文认为,食品安全问题是事关政治、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大事。食品安全协同治理问题,说到底是加强党的领导,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问题。因此,应该将政府食品安全监管问题上升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建设层面,强化党对一切工作的统一领导,发挥党的引领作用,形成监管合力;同时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食品安全大数据标准体系,将其作为国家管理的一项制度,打通政府跨部门监测的数据链,实现全链条数据关联的融合,实现日常监管的有序性和应对突发事件的系统科学性;从完善体制机制上,建议完善食品召回制度,建立从生产到销售都可相互追溯、追查、倒查、溯源的机制,保障“以人民为中心”,为实现“健康中国”,助力食品企业健康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孔建华[3]（2019）在《当代中国网络舆情治理：行动逻辑、现实困境与路径选择》文中研究说明伴随着互联网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互联网的大众化、普及化、全球化、智能化正深刻影响和改变着人类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信息化为民族国家建设与发展带来了千载难逢的契机,也潜在地激化了社会矛盾,成为民众情绪宣泄的窗口。网络舆情的出现为公民寻求体制外的利益表达渠道提供了场所,同时也暴露了传统行政管理的缺陷,促使政府为适应现代化治理的需要进行改革创新。网络舆情治理已成为治国理政的题中之义。对网络舆情的治理既是网络空间治理的重要内容,又是信息化浪潮中我国的国家治理、政府治理和社会治理面临的重要课题。本文重点研究当代中国网络舆情治理的行动逻辑、现实困境与路径选择。基于治理理论对诸多网络突发事件中网络舆情的演变过程及治理方式进行抽象分析和实证考察,综合运用文献分析法、比较研究法、个案研究法及问卷调查法,探索具有现实解释力与指导力的规律,形成网络群体性事件和突发事件中网络舆情治理的一般路径、模型。全文主要内容如下:1.探讨网络舆情治理的研究背景、研究意义、国内外研究现状等基本问题,主要是对相关成果进行系统梳理与综述。从概念界定、构成要素、特征分析、类型划分、形成演变、影响效应、功能作用等方面总结归纳了网络舆情研究的基本视角。从论文年际变化、核心机构、高产作者、期刊分布、关键词分析及研究路径评析等角度,总体性呈现了国内网络舆情治理研究的基本样貌与分析进路。特别是借助cite space等可视化分析软件,利用关键词、主题词等之间的关联,展现了该领域研究的热点和主题相关性,并对既有研究的不足和后续研究的发力点进行了评析和展望。2.网络舆情治理相关概念的界定、研究依据与分析框架。对舆情、舆论、网络舆情、网络舆论、舆情管理、舆情治理等几个核心概念的内涵与外延进行界定,用比较的方法分析它们的相互区别与联系;进而从网络舆情问题研究范式转化、治理理论的切入及网络舆情风险的演化机制等三个方面探讨当下网络舆情治理研究的理论依据;继而论述了工具—价值视角下的网络舆情管理、情境—过程视阈中的网络舆情治理、结构—功能框架下的网络舆情危机化解等三种分析框架在当代中国网络舆情治理实践中的具体运用。3.网络舆情的发生机理及表现特征。通过数据调查统计、典型个案描述,分析网络舆情的现状。网络舆情的形成是主观和客观、现实与心理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网络舆情形成的现实原因主要包括:社会转型期社会矛盾剧增,公共信任危机逐渐增强,西方价值观的渗透蔓延,网络言论控制措施失当,网络非理性表达占据优势。网民的集体无意识和群体认同则构成了网络舆情形成的主要心理动因。网络舆情具有个体同质性与群体共鸣性、观念个性化与媒体导向性、成因复杂化与价值多元化的突出特征。4.网络舆情治理中的行动逻辑。在具体分析国家面临的网络舆情形势挑战的基础上,提出了政府收集舆情信息的科学方式,网络舆情危机研判机制,应对网络舆情的基本规则。从实然和应然两种视角分析和论述了不同层级政府应对网络舆情的行为模式选择及背后的深层逻辑。5.网络舆情治理中的现实困境。探讨的是网络舆情治理的制度环境、网络舆情治理中政府回应失灵的表征及根源。选择网络舆情治理系统工程中的关键一环——政府回应作为问题标靶,进行了深度解剖,以期找到治理的切口。政府部门管理的碎片化、网民权力意识多元化、网络舆情风险扩大化是网络舆情治理面临的新环境。回应不及时、回应效度及信度低、网络舆情生成前以堵为主、网络舆情生成中公关失效、网络舆情危机生成后转移视线等成为政府网络舆情管理行为失当的主要表征。在官僚体制内部,缺少网络舆情的研判能力,在信息收集与监控过程中缺位,回避舆论压力,采取冷处理,回应不及时。官僚制自身的缺陷、官僚体制的惯性、公务员的双重角色困境及自身业务能力和水平等不同程度上造成了政府在网络舆情回应中的行为失当与被动境地,一定程度上损害了政府形象和公信力。究其根源,网络舆情治理中政府回应失灵,既有制度性的结构缘由,也有能动性因素。6.构建协同联动、综合治理的路径选择。强调网络舆情治理要在党的领导下坚持多方协同参与,推动政府、媒体、社会组织及公民共同联动。在国家治理体系中政府依然非常重要,是网络舆情治理的主要角色。提出依然要强调政府作为元治理的角色地位,社会组织是网络舆情治理的辅助力量,新闻媒体是网络舆情治理的主要宣传者,社区组织承担着化解基层社会矛盾的重任。从路径选择和政策建议提出实现当代中国网络舆情善治的可行性方略。
杜庆昊[4]（2019）在《中国数字经济协同治理研究》文中研究指明近年来,数字经济蓬勃发展,机器人、无人机等新产品不断升级,迭代速度原来越快;电子商务、网约车、个性化定制等新模式不断涌现,生产生活方式发生巨大改变;共享经济、云制造、互联网金融等新业态不断发展,数字经济正在重塑整个社会生态,已日益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在数字经济如火如荼发展的同时,诸如隐私保护、网络安全、产权保护、消费者维权、行业垄断等问题不断涌现和放大,现有监管方式已无法适应数字经济的治理,如何做到同步推动数字经济健康发展与维护数字经济发展秩序,成为数字经济领域研究需要迫切解决的问题。从理论上看,传统的监管理念以政府监管为主,监管手段也以监管人员的线下监管为主,已经难以适应数字技术变化快、技术壁垒高、融合联通能力强的特点,政府监管面临前所未有的技术难题、信息难题、成本难题和法治难题。而数字经济的创新性、虚拟性、跨界性、流动性和平台性等特征,亟待多元主体发挥各自治理优势和作用,共同参与数字经济治理。从实践上看,首先,协同治理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应用在对数字经济细分领域的治理,具备一定的经验积累;其次,一些发达国家互联网治理起步较早,在协同治理应用实践上取得了可借鉴的积极成效,而中国正在经历传统政府监管模式的转型,数字经济领域的协同治理格局尚未形成;最后,中国政府、企业和社会主体的治理水平已发育到一定程度,具备参与协同治理的能力。因此,无论是从理论和实践看,还是从国内和国外现状看,运用协同治理模式推动中国数字经济治理具有现实可行性和必要性。构建数字经济协同治理理论分析框架是数字经济协同治理的重要研究内容,也是指导数字经济协同治理的理论基础。国内外一些学者从理论层面尝试了构建协同治理分析模型,从已有研究成果看,具有一定代表性的分析模型是“JM模型”,也有国内学者将其进一步发展为“关系、互动与协同模型”。理论分析模型必须要与治理对象的实际相结合,才能焕发理论的光芒。考虑到中国数字经济协同治理主体的复杂性,既要考虑不同类主体之间的协同,也要考虑同类主体内部的协同,仅政府内部就存在中央和地方、地方之间、部门之间的协同,因此本文结合中国数字经济协同治理实际,对现有理论分析模型作了适应性修正,形成“关系、互动与协同模型（修正）”,重点增加了主体协同这一重要要素,以此为理论框架指导构建中国数字经济协同治理体系。数字经济协同治理体系主要包括关系协同、主体协同和机制协同。一是关系协同,这是实现协同治理的前提。要做到目标协同,以推动数字经济发展、提升治理能力、增进人的福祉为协同共治的目标;要做到理念协同,以人民性、法治性、科学性的共治理念推动协同;要明确协同原则,既鼓励创新、又审慎包容;既强调自律、又坚持底线。二是主体协同,这是实现协同共治的关键。要明确政府、企业、社会等主体各自在数字经济治理中的角色分工,充分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企业的自治作用和社会的共治作用;要重点做好同类主体内部的协同,实现主体内部职责明确、关系融洽,提高治理的效率和效果;要做好不同类主体之间的协同,重点实现组织网络、工作制度和技术平台的协同。三是机制协同,这是实现协同共治的保障。根据爱莫森的协同治理统一模型,数字经济协同治理机制主要包括建立数字经济法律和规则体系协同机制、多元主体信息公开与信息共享机制、多元主体协调与利益平衡机制、大数据技术手段应用机制、国际合作治理机制等,以确保多元治理主体的实质参与、共同行动和高效协同。当然,数字经济与数字经济协同治理是个新的不断发展的研究课题,推动数字经济治理研究还要进一步完善数字经济统计体系,明确数字经济的范畴和测算依据。此外,还要建立数字经济协同治理评价指标体系,为数字经济协同治理效果的评判提供重要参考。
王身余[5]（2019）在《地方政府信任风险识别与预防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政府信任研究始于20世纪60年代。其时,西方世界在从工业化社会向后工业社会迈进的过程中,普遍出现了所谓的“政府信用赤字”,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度每况愈下,一再创下历史新低,并演化成为一股世界性潮流。政府信任问题由此引起西方学者的广泛关注,成为西方学术界研究的热点之一。到20世纪后期,对于政府信任的研究已经成为西方政府再造工程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此后,随着我国改革开放过程中一些问题的暴露以及由此导致的地方政府信任困境的出现,国内的政府信任研究也随之展开。国内外的政府信任研究具有一些明显的特点。比如,普遍注重对政府信任概念的界定,从各个学科角度对政府信任的形成基础与影响因素进行探讨,对政府信任下降的成因及其影响保持广泛而持久的关注。政府信任下降会导致消极的甚至是严重的后果,这一点人们已经形成共识。问题是,如何防范和解决这一问题?此前学者们大多从危机应对的角度对“政府信任危机”加以研究,而忽略了处于危机管理前端的政府信任风险的识别与预防研究。基于“预防胜于治疗”的古训以及地方政府在政府信任建构中的基础性作用,本文选择以“地方政府信任风险的识别与预防”为题进行探索性研究。文章主要观点如下:与人们习惯性地把信任风险视为信任主体在做出信任托付之后所面临的被信任客体背信,从而期待落空、利益受损的可能性不同,地方政府信任风险特指地方政府作为信任客体或受托人所面临的丧失公众信任的风险。它有三个鲜明的特征,即风险配置的倒置性（风险后果从通常的由信任主体承担变成由信任客体承担）、风险后果的严重性（不只是失去公众的信任与合作,而且可能导致政府信任危机、政治信任危机乃至整个政府系统的合法性危机）和风险成因的复杂性（既涉及到作为信任关系双方的公众与地方政府自身,也涉及到国际国内复杂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环境,以及作为中介因素的媒体传播）。地方政府信任风险根据生成原因与影响因素的不同,可以划分为内生性风险、外生性风险和交互性风险三大类;根据信任风险涉及的范围宽窄和人数多寡,则可以区分为个体性风险、群体性风险和社会性风险三个层面。在实践中,不同类型、不同层面的地方政府信任风险常常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相互转化,呈现出一定的结构性特征。一般而言,地方政府信任风险的生成与演变过程可以区分为六个阶段,即作为初始源头的公众需要生成阶段,具有博弈性质的公众认知抉择阶段,带有实质意义的公众诉求表达阶段,发挥关键作用的地方政府回应阶段,具有决定意义的政府绩效评价阶段和充满各种变数的公众信任决策阶段。值得注意的是,地方政府信任风险的生成与演变具有明显的累积效应、传导效应和激化效应,非常容易导致政府信任风险在不同主体、客体和信任领域的蔓延、扩散和放大。地方政府信任风险识别与评估客体的层次性和多样性,决定了地方政府信任风险识别与评估主体的多层性和多元性。其构成通常涉及三大类九种类型,即作为一线主体的基层干部、基层机构和基层政府,作为职能部门的信访部门、网信部门和统计部门,以及作为外协系统的新型智库、民调系统和社会组织。地方政府信任风险识别与评估指标也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包括3类一级指标、6类二级指标、22类三级指标和若干类四级指标。与风险识别和评估要素的多样性相适应,地方政府信任风险识别与评估的方法也具有多样性,既涉及到人员访谈、专题调研等定性方法,也涉及到问卷调查、数理统计和大数据处理等定量手段。在预防方面,则需要根据地方政府信任风险的三大源头,从政府角度、公众角度和媒体传播角度系统性地采取相应策略和措施。
姚小燕[6]（2019）在《群体性事件中公民网络参与的政府规制研究 ——以H市园博园征地拆迁事件为例》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公民网络参与的重要性和影响力愈发彰显。尤其是在群体性事件中,公民的网络参与既可能是“安全阀”缓和冲突,也有可能是“高压锅”激化矛盾,如何有效规范引导公民网络参与行为,尤其是在群体性事件中的公民网络参与行为,发挥好政府引导监管的职能,使公民网络参与健康有序发展,有效预防和妥善处理群体性事件,是当下非常值得研究的重要课题。论文从理论与实践结合的视角,对H市园博园征地拆迁案例进行分析,梳理出当地政府在规制引导群体性事件中公民网络参与时存在:政府规制出现失位、封堵、对立的问题,政府规制网络舆情“疏导”措施单一化,地方政府规制体系运行僵化、协调不畅,地方政府规制协同力量发挥不到位,地方政府网上网下协同治理不同步等问题;以政府规制理论和善治理论作为指导,提出转变政府规制理念和公民网络参与认知、构建多元主体协同参与的网络舆情治理体系、优化政府规制和互联网自我规制的引导环境等三方面对策措施,最大限度发挥公民网络参与的价值,从而实现政府“善治”。
张弛[7]（2019）在《大数据视阈下地方政府治理创新研究 ——以江苏省泰州市为例》文中认为大数据时代的到来,不仅给信息技术产业带来了一场优胜劣汰的革命,也为国家治理深刻变革提供了一次转型升级的机遇。如何利用大数据全面提升地方政府在新常态下的治理创新的水平,提高地方政府治理能力,既是一个崭新的治理命题,也是我国各级地方政府必须解答好的时代课题。本文从大数据时代背景出发,以政府治理创新为主要研究方向,选取地方政府这一特定主体,着重分析在大数据时代背景下,地方政府治理创新与大数据技术发展的辩证关系,指出了现阶段地方政府应当充分利用大数据技术所带来的新理念、新思路、新手段,运用新思维、新方法解决日趋复杂多样的社会治理难题,同时应当借助大数据加速推动地方政府朝着服务型、创新性、法制型的善治方向转变。地方政府还应该利用大数据提升公共服务能力和水平,满足人民群众日趋多元化、个性化的公共需求。本文分析了大数据的含义和特征,梳理出政府治理领域相关理论依据,阐述了大数据与地方政府治理创新的内在联系。在此基础上,以江苏省泰州市为例,具体分析了泰州市地方政府在利用大数据实现治理创新方面所作的尝试和探索,指出大数据时代地方政府治理创新过程中在公共决策、数据开放、公共服务供给、创新动力等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并针对问题从治理理念、治理模式以及创新机制三个维度进行了原因分析。最后,从转变治理理念、创新数据开放和决策新模式、夯实基础条件、创新公共服务供给模式四个方面提出大数据背景下地方政府治理创新的可行对策,为新形势下地方政府治理创新研究从大数据角度提供了新的视角和研究积累。
于瑶[8]（2019）在《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府治理转型研究》文中提出1989年,世界银行在一个专项报告中评估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国家的现状时使用了“CRISIS IN GOVERNANCE”一词,由此“治理”（GOVERNANCE）迅速成为理论界和实务界关注的热点。我国学者在20世纪90年代开始把治理理论引入中国,并探讨了治理理论的适应性问题。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治理理论和对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研究成为理论界的热点问题。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的政府治理发生了重要的转型,当前仍处于深化转型的阶段。本文的研究目的就是要分析改革开放与政府治理转型之间的内在逻辑,探寻政府治理转型的方向和方略,从而为构建适应并能够推动经济社会稳健发展的政府治理提供理论支持。本文综合运用治理理论、国家与社会关系理论、社会转型理论、利益分化理论、系统论等基本理论,通过规范研究与理论演绎法、历史研究与利益分析法、系统分析法等研究方法分析政府治理转型问题,梳理改革开放进程中政府治理的转型过程,研究政府治理转型的基本逻辑,探寻深化政府治理转型的未来走向和对策思路。本文主要回答三个基本理论问题,即什么是政府治理转型?政府治理为什么转型?改革开放与政府治理转型之间是什么关系?由此构建一个理论分析框架,即,改革开放产生了经济体制转型和社会结构转型,这两个转型使政府治理面临的社会环境和利益结构发生了变化,依据制度变迁和调适的基本原理,必然引起政府治理转型,改革开放既是政府治理的背景,也为政府治理转型提供了动力,同时也带来了阻力、挑战和困境。按照这一逻辑,论文从五个方面展开论述。第一章改革开放进程中政府治理转型的理论阐释,运用治理理论、利益理论、政府政治系统论理论以及社会学中的社会转型理论,分析政府、政府治理、政府治理转型等基本概念和范畴,分析改革开放和政府治理转型之间的内在关联,确定理论分析框架,为论文研究奠定理论基础。第二章改革开放进程中我国政府治理转型的演进与逻辑,运用历史分析的方法,梳理随着改革开放进程中经济改革、社会转型、利益分化背景下的政府治理转型历程,分析政府治理转型取得的成就,着重研究其中呈现出来的特点,把握我国政府治理转型的内在逻辑。第三章改革开放进程中我国政府治理转型的阻力、挑战与困境,将政府治理转型作为改革开放整体制度转型的子系统,分析改革开放进程中政府治理转型的阻力因素,分析政府治理转型面临的挑战和困境。第四章改革开放进程中我国政府治理转型的动力与方向,依据理念、结构、工具、机制的分析框架,论证政府治理在理念、结构、工具、机制方面提供的动力,分析进一步深化政府治理转型的主要任务。第五章改革开放进程中深化我国政府治理转型的路径与对策,提出深化政府治理需要把握的主要原则、主要方向,提出构建多元复合型的政府治理模式,重点提出“服务+”政府治理理念转型、“政府+”政府治理结构转型、“智慧+”政府治理工具转型、“整合+”政府治理机制转型。本文研究发现,从理论上解构政府治理转型,其内涵和内容主要包含了政府治理理念、政府治理结构、政府治理工具和政府治理机制转型等四个的基本要素,我国政府治理的转型是政府自身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结果,是一个渐进的制度变迁过程,与我国的改革开放进程密不可分。本文认为,改革开放以来,从以经济体制改革为主到全面深化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体制和党的建设制度改革,涉及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一系列重大改革稳步推进、逐渐深化。这其中就包括我国政府治理的改革与转型,我国政府在40年间实现了由管制、管理到治理的转型,这种转型仍然在持续进行中。本文提出,经济体制转轨、社会结构调整,双重转型为政府治理输入了动力和阻力,由此导致政府治理的转型。政府治理是政府作为主体在处理政府与社会、政府与市场、政府与公民等关系过程中的一系列制度安排及其运行,政府治理的体系或模式要受到社会发展阶段的影响和制约,政府治理的改革变迁也是一个不断适应经济社会改革变迁的调试过程。
卢洪[9]（2018）在《国家治理中大数据应用问题研究 ——以贵阳市为例》文中指出国家治理是一种全新的政治发展理念。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建设、改革中不断探索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有效路径。国家治理现代化是国家治理体系和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统称,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一个有机整体,统一于政治发展的全过程。十九大以后,我国进入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传统的治理理论和方法已经无法有效应对发展的挑战和日益复杂的社会局面,国家治理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国家治理面临新的转型。互联网时代,特别是以大数据为引领的信息革命,在带来技术革新的同时,为各领域创新应用提供了原动力,更为重要的是信息技术已经成为国家治理的战略行动,深刻的影响着国家治理的结构和功能,改变着治国理政的理念和发展思路。大数据是现代信息技术的最前沿,具有规模大、种类多、处理速度快、价值密度低四个显着特征,是信息技术崭新的发展方向和技术融合的前提。大数据时代能够将国家治理的各项内容数据化——“数据万物”,深刻改变和改革国家治理理念、治理范式、治理手段和治理内容,彻底改变传统的治理模式,合理的界定权力的边界并最终把权力关进数据的“笼子”,实现国家治理“善”的目标。贵阳市从2013年开始进行大数据相关创新、研究和实践,是全国第一个大数据综合实验区,有国家发改委批复组建的提升政府治理能力大数据应用技术国家工程实验室,在大数据场景和应用研究方面走在全国前列。本文以贵阳市大数据场景应用为案例进行实践分析,解剖麻雀,通过对贵阳市公安“块数据中心”—决策科学化、“数据和云”—社会治理协同、“数据铁笼”—权力运行制约等的分析,深度挖掘实践案例的典型性,为大数据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有效融合提供理论支撑。通过贵阳的案例,大数据在提升国家治理方面具有明显的优势,能够有效实现权力制约无缝化、决策的科学理性化、公共服务的精准化、社会治理协同化,有效满足公民政治参与多样化的诉求。但是,大数据的应用并不是一帆风顺的,还面临着意识层面缺乏“数据治国”的战略思维、管理层面缺乏完善的数据管理制度、共享层面开放数据面临风险和危机、操作层面缺乏成熟的技术与人才等难题,面对国家认同建设、政治合法性、虚拟空间管理等方面的挑战。随着物联网、人工智能、云计算等技术的发展和不断成熟,区块链技术作为大数据新的发展方向,具有去中心化的组织模式、分布式账本记录、智能合约和时间戳的不可篡改等特性,能够保证数据真实可靠和无法篡改,为人与人之间信任的重建提供了解决方案,提升不同主体间交易的成本和运营效率,有可能重构人类社会的交往秩序,实现国家、社会、公民和技术的有机融合,推进互联网从无序走向有序,为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新的可能。
李富贵[10]（2018）在《基于大数据技术的政府绩效信息使用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随着政府绩效管理理论和实践的不断探索,学术界积累了丰富的研究成果,呈现欣欣向荣的发展态势。同时绩效管理尚存在较多的问题,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开始进入反思阶段。国内外学者越来越聚焦于绩效管理循环的终端,更加关注绩效结果对公共组织及社会服务的影响,关注绩效信息与数据对内部管理及外部责任所产生的效应。由此便开启了值得绩效管理学界进一步研究和探讨的问题:政府如何更好的使用绩效信息,提高绩效管理的质量和效益。政府绩效管理存在诸多困境和挑战,亟需进行更深层的变革,实现方式改进和系统建构。采用新的研究方法和视角来促进绩效信息使用的研究,对实现政府绩效管理的有效性、科学性和可持续性有着重要的意义。随着网络信息技术的发展,大数据成为主流浪潮。大数据的引入将是未来政府绩效管理理论研究和实践发展的方向。绩效信息使用在理论和实践中存在的问题是本文的研究起点。基于对绩效信息使用理论的分析,本研究尝试理论和技术相结合,以大数据技术的视角分析绩效信息使用这一具体问题。本文围绕绩效信息来源的使用和绩效信息结果的使用两个维度,建构大数据视角下政府绩效信息使用的分析框架,再结合案例分析大数据技术对促进绩效信息使用的作用机理与效应,验证大数据技术对绩效信息使用质量和效益的影响。本文主要研究内容包括:导论部分梳理有关绩效信息使用的理论表达和实践指向,提出本文的研究目的和价值,设计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第二章,通过对政府绩效信息使用的理论与实践分析,厘清政府绩效信息使用的价值、方式和影响因素。总结目前政府绩效管理实践中绩效信息使用存在问题与解决对策,为后续构建面向大数据的绩效信息使用机制提供启示和思路。第三章,为解决绩效信息使用客观性和科学性的问题,本部分尝试以大数据技术的视角分析绩效信息使用,侧重从大数据技术分析促进绩效信息使用过程中的技术和方法,并从绩效信息来源的使用和绩效信息结果的使用两个维度尝试构建政府绩效信息使用系统模型。第四章,以X市J区行政服务中心作为典型案例,深入剖析大数据技术应用于绩效信息来源使用中的主要方法、技术、流程和作用机理,以解决绩效信息客观性的问题。第五章,以X市财政综合信息系统为例,从决策者的宏观管理的视角出发,探讨如何利用大数据技术,促进财税业务的数据和绩效信息的使用,为政府部门提供决策支持分析,提升绩效信息使用科学性。结论部分是对全文进行总结性阐述,归纳文章的创新与不足,提出未来研究展望。本文研究结论如下:第一,从技术角度验证了跨学科研究绩效信息使用的可行性。通过尝试不同学科结合的分析思路,较好的验证了跨学科的技术分析和理论研究具有可行性。第二,从案例分析的视角考证了大数据应用于绩效信息使用的可操作性。透过典型案例本文验证了大数据技术下绩效信息使用的流程、方法和效果,增强了理论分析的说服力,也佐证了大数据技术在实践中具备较强的可操作性。第三,面向大数据的政府绩效信息使用分析框架具备解释力。在借鉴大数据工具和系统架构的基础上,本文构建了大数据技术下的政府绩效信息使用系统模型。该分析框架既符合当前大数据应用的技术实际,同时也能很好的将大数据工具和绩效信息研究客体有机衔接起来,具有较好的解释力。第四,本文验证了大数据技术能够提升绩效信息来源的质量,提高绩效信息的客观性。在绩效信息来源使用维度,案例分析验证了大数据的采集和预处理技术能够实现信息采集与预处理的自动化、实时化和多样化,提升绩效信息客观性。第五,大数据有助提升绩效信息结果使用质量和效益。在绩效信息结果使用维度,大数据的分布式计算和分析处理技术能够辅助决策支持系统,信息使用面向能够从微观管理转向决策支持,实现绩效信息使用的科学性,提高政府管理决策的质量。
二、电子政务作为公共管理改革与善治的催化剂：瑞士案例研究(英文)（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电子政务作为公共管理改革与善治的催化剂：瑞士案例研究(英文)（论文提纲范文）
（1）新型智库发展优化研究 ——以地方社科院实践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的缘起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研究的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一)国外相关研究 |
| (二)国内相关研究 |
| (三)研究现状评析 |
| 三、研究思路与论文结构 |
| (一)研究思路 |
| (二)论文结构 |
| 四、研究的方法 |
| (一)案例研究法与网络调研法 |
| (二)参与式观察与深度访谈 |
| (三)比较研究法 |
| 五、可能的创新点与不足 |
| (一)可能的创新点 |
| (二)有待改善之处 |
| 第一章 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 |
| 一、概念界定 |
| (一)智库与新型智库 |
| (二)社科院与地方社科院 |
| 二、理论基础 |
| (一)治理理论 |
| (二)公共政策理论 |
| (三)制度供给理论 |
| (四)知识管理理论 |
| 第二章 新型智库发展的实践逻辑 |
| 一、新型智库发展的政策背景与战略目标 |
| (一)新型智库发展的政策背景 |
| (二)新型智库发展的战略目标 |
| 二、新型智库实践需求的三个基本维度 |
| (一)新型智库实践需求的政府维度:制度供给 |
| (二)新型智库实践需求的自身维度:内部治理 |
| (三)新型智库实践需求的关系维度:主体互动 |
| 三、新型智库实践需求三个基本维度的关系 |
| (一)三个基本维度的内在关系 |
| (二)三个基本维度在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中的关系 |
| (三)三个基本维度在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中的关系 |
| 第三章 新型智库发展成效、困境及归因:地方社科院案例研究 |
| 一、案例选择的典型意义 |
| (一)五种主要智库类型比较 |
| (二)地方社科院智库的特殊性与代表性 |
| 二、地方社科院智库的历史演进 |
| (一)地方社科院智库初步发展阶段(1949-1979年) |
| (二)地方社科院智库稳步探索阶段(1980-1999年) |
| (三)地方社科院智库快速发展阶段(2000 年至今) |
| 三、地方社科院新型智库发展的基本成效 |
| (一)地方社学院新型智库决策影响力提升 |
| (二)地方社科院新型智库传播影响力提升 |
| (三)地方社科院新型智库社会影响力提升 |
| 四、地方社科院新型智库发展的深层困境 |
| (一)地方社科院新型智库的身份困境 |
| (二)地方社科院新型智库的资政困境 |
| (三)地方社科院新型智库的资金困境 |
| (四)地方社科院新型智库的人才困境 |
| 五、地方社科院新型智库发展的影响因素 |
| (一)制度供给维度的制约 |
| (二)内部治理维度的制约 |
| (三)外部关系维度的制约 |
| 第四章 智库发展的国内外实践经验镜鉴 |
| 一、国外智库发展经验 |
| (一)国外智库的国家制度供给 |
| (二)国外智库的内部治理机制 |
| (三)国外智库的外部关系建构 |
| 二、国内智库发展经验(地方社科院以外的案例研究) |
| (一)中国社科院——国情调研中的智库科研管理机制创新 |
| (二)国经中心——理事会模式的智库内部治理探索 |
| (三)人大国发院——跨学科研究中的智库组织结构创新 |
| 第五章 新型智库发展优化之政府维度:制度供给 |
| 一、新型智库发展的国家制度供给体系 |
| (一)政治环境根本支撑 |
| (二)决策参与保障制度 |
| (三)机构体制改革制度 |
| (四)市场运行保障制度 |
| (五)舆论引导保障机制 |
| 二、加强新型智库发展的国家制度供给 |
| (一)优化国家总体战略布局 |
| (二)健全决策参与制度保障 |
| (三)加强机构重塑制度保障 |
| (四)强化市场运行制度保障 |
| (五)提升舆论引导机制保障 |
| 第六章 新型智库发展优化之自身维度:内部治理 |
| 一、探索新型智库法人治理结构 |
| (一)法人治理结构改革国家相关政策 |
| (二)国外法人治理结构发展脉络溯源 |
| (三)国内事业单位相关改革基本经验 |
| (四)法人治理结构的智库适应性探讨 |
| (五)新型智库法人治理结构改革对策 |
| 二、创新新型智库内部治理机制 |
| (一)新型智库战略目标清晰定位 |
| (二)新型智库决策研究机制优化 |
| (三)新型智库科研管理机制创新 |
| (四)新型智库知识管理机制拓新 |
| (五)新型智库现代运营机制强化 |
| 第七章 新型智库发展优化之关系维度:主体互动 |
| 一、新型智库与政府的关系 |
| (一)共同培育智库与政府协同研究机制 |
| (二)共同营造智库与政府沟通交流平台 |
| (三)共同打造智库与政府人员互动通道 |
| 二、新型智库与媒体的关系 |
| (一)积极支撑新闻媒体深度政策宣传 |
| (二)紧密结合网络媒体推动品牌传播 |
| (三)完善自身媒体建设拓展潜在关系 |
| 三、新型智库与公众的关系 |
| (一)以公众为智库营养源泉 |
| (二)恰当参与公共舆论引导 |
| (三)成为政府与公众的纽带 |
| 四、新型智库与同行的关系 |
| (一)拓展国内同行合作关系 |
| (二)拓展国际同行合作关系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在学期间主要科研成果 |
| 致谢 |
（2）中国食品安全的政府监管权力配置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引言 |
| 一、选题的缘由 |
| (一)选题的背景 |
| (二)问题的提出 |
| 二、研究的意义 |
| (一)理论意义 |
| (二)实践意义 |
| 三、国内外研究综述 |
| (一)关于食品安全监管的研究 |
| (二)关于政府权力配置的研究 |
| (三)关于协同治理问题的研究 |
| 四、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五、研究的创新点与不足 |
| (一)研究的创新点 |
| (二)研究的不足 |
| 第一章 相关概念的界定及基础理论 |
| 一、相关基本概念的界定 |
| (一)食品安全 |
| (二)食品监管 |
| (三)权力配置 |
| (四)政府权力配置 |
| 二、政府权力配置的相关理论 |
| (一)权力政治学基本理论 |
| (二)协同治理理论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中国食品安全政府监管权力配置的分析 |
| 一、中国食品监管政府责任与权力配置的发展轨迹 |
| (一)改革开放之前食品安全政府监管权力的配置 |
| (二)改革开放之后食品安全政府监管权力的配置 |
| 二、现行中国食品安全政府监管权力的配置 |
| (一)食品安全政府监管权力的横向配置 |
| (二)食品安全政府监管权力的纵向配置 |
| (三)食品安全政府监管权力的结构性变革 |
| 三、现行食品安全政府监管权力的综合分析 |
| (一)食品安全政府监管权力配置的根据 |
| (二)食品安全政府监管权力配置的原则 |
| (三)食品安全政府监管权力配置的合理性 |
| (四)食品安全政府监管权力配置的实效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中国食品安全政府监管权力配置与实效分析 |
| 一、中国食品安全政府监管权力配置的成效 |
| (一)食品安全中央政府监管权力强化的效应 |
| (二)食品安全地方政府监管权力增强的效应 |
| (三)食品监管社会协同治理的实际效应 |
| 二、中国食品安全政府监管权力配置与行使中问题的呈现 |
| (一)政府权力越位导致食品安全监管的政府失灵 |
| (二)政府权力缺位导致食品安全监管的市场失灵 |
| (三)政府权力错位导致食品安全的社会监管缺失 |
| 三、政府监管权力配置不当引发的食品安全风险分析 |
| (一)政府权责失衡导致的食品安全风险 |
| (二)政府权力结构失衡导致的食品安全风险 |
| (三)政府与社会协同缺失导致的食品安全风险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食品安全监管权力配置的国际比较 |
| 一、食品安全政府监管权力配置典型国家的基本形态 |
| (一)食品安全政府监管权力配置比较论域的选定 |
| (二)不同国家食品监管政府权力配置类型的比较分析 |
| (三)不同国家政府权力配置制度管理幅度的比较分析 |
| 二、国外食品安全政府监管权力配置模式的比较与借鉴 |
| (一)国外食品安全政府法律体系的形成 |
| (二)国外食品安全政府监管体制的形成 |
| (三)国外食品安全监管政府权力的空间配置 |
| 三、国外食品安全政府监管权力配置与行使的综合分析 |
| (一)日本政府监管权力配置与行使 |
| (二)美国政府监管权力配置与行使 |
| (三)德国政府监管权力配置与行使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国家食品安全监管政府权力配置的体制改革 |
| 一、食品安全监管政府权力配置的体制改革的目标 |
| (一)强化中央政府食品安全监管的力度 |
| (二)保障食品安全监管权力的灵活调度 |
| (三)发挥食品安全监管多元治理功能 |
| 二、构建跨部门食品监管政府权力配置结构 |
| (一)构建食品安全监管跨部门协同权力结构 |
| (二)建立食品监管跨地区协同治理的权力结构 |
| (三)建立食品监管政府多部门协同的权力结构 |
| 三、构建跨部门食品监管政府权力配置治理机制 |
| (一)建立食品监管跨部门责任分担机制 |
| (二)建立食品监管跨部门沟通协商机制 |
| (三)建立跨部门治理运行机制 |
| 本章小节 |
| 第六章 国家食品监管权力良性运行机制的建构 |
| 一、食品监管政府权力配置的制度化建设 |
| (一)构建食品安全政府监管权力配置的法规体系 |
| (二)设置食品安全协同治理的行政权力配置制度 |
| (三)完善食品安全政府监管权力配置的领导责任制度 |
| 二、构建食品安全政府监管权力配置与行使的倒查机制 |
| (一)建立食品监管协同治理的召回机制 |
| (二)建立食品监管政府履职制度化评估体系 |
| (三)优化食品监管政府权力协同治理水平 |
| 三、建立食品安全政府监管权力配置的监督机制 |
| (一)完善食品安全政府监管权力配置行政问责机制 |
| (二)建构食品安全政府监管权力配置的党内监督机制 |
| (三)建立食品安全政府监管权力配置的社会监督机制 |
|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结语 |
| 一、研究结论 |
| 二、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后记 |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及着作情况 |
（3）当代中国网络舆情治理：行动逻辑、现实困境与路径选择（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问题提出、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 (一)问题提出 |
| (二)选题背景 |
| (三)研究意义 |
| 二、研究综述 |
| (一)网络舆情治理的基础理论述略 |
| (二)国内外网络舆情研究的基本视角述评 |
| (三)网络舆情治理研究现状的可视化展现与进路分析 |
| 三、研究思路、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
| (一)研究思路和结构框架 |
| (二)研究方法 |
| (三)数据来源 |
| 四、创新点和不足之处 |
| (一)创新点 |
| (二)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概念界定、理论依据与分析框架 |
| 一、概念界定 |
| (一)舆情与舆论 |
| (二)网络舆论与网络舆情 |
| (三)舆情管理与舆情治理 |
| 二、理论依据 |
| (一)网络舆情研究范式的转化 |
| (二)治理理论如何嵌入网络舆情治理 |
| (三)网络舆情的风险生成与内在逻辑 |
| 三、分析框架 |
| (一)工具—价值视角下的网络舆情管理 |
| (二)情境—过程视阈中的网络舆情治理 |
| (三)结构—功能框架下的网络舆情危机化解 |
| 第二章 网络舆情的现状、形成与特征 |
| 一、网络舆情的现状 |
| (一)网络舆情的数据调查及统计分析 |
| (二)网络舆情典型案例分析 |
| 二、网络舆情的形成 |
| (一)网络舆情形成的因素分析 |
| (二)网络舆情形成的现实原因 |
| (三)网络舆情形成的心理动因 |
| 三、网络舆情的特征 |
| (一)个体同质性与群体共鸣性 |
| (二)观念个性化与媒体导向性 |
| (三)成因复杂性与价值多元化 |
| 第三章 网络舆情治理中的行动逻辑 |
| 一、网络舆情引致的形势与挑战 |
| (一)网络舆情影响司法审判 |
| (二)网络舆情演变为群体性危机 |
| (三)网络舆情催生出不稳定因素 |
| 二、政府对网络舆情信息与危机的分析研判 |
| (一)政府收集舆情信息的主要方式 |
| (二)政府应对网络舆情危机的研判机制 |
| (三)政府应对网络舆情的基本规则 |
| 三、政府应对网络舆情的行为模式 |
| (一)中央层面的控制方式:前瞻性把控 |
| (二)地方政府的干预行为:主动型化解 |
| (三)基层政府的规避之策:顶压式回应 |
| 第四章 网络舆情治理中的现实困境 |
| 一、网络舆情治理的制度环境 |
| (一)政府部门管理碎片化 |
| (二)网民权利意识多元化 |
| (三)网络舆情风险扩大化 |
| 二、网络舆情治理中的政府回应行为失范 |
| (一)网络舆情发生前:以堵为主 |
| (二)网络舆情发生中:公关失效 |
| (三)网络舆情发生后:转移视线 |
| 三、网络舆情治理中政府回应失灵的主要表征 |
| (一)舆情研判不足 |
| (二)信息监控缺位 |
| (三)回应方式被动 |
| 四、网络舆情治理中政府回应失灵的根源所在 |
| (一)制度性根源 |
| (二)能动性因素 |
| 第五章 构建协同联动、综合治理的路径选择 |
| 一、网络舆情治理的纵向体系与合力构建 |
| (一)中央层面 |
| (二)地方政府 |
| (三)基层政府 |
| 二、加强与新闻媒体沟通互动 |
| (一)提升网络宣传平台的引导能力 |
| (二)建立政府与媒体的双向沟通机制 |
| (三)提升信息宣传的适时性和真实性 |
| 三、注重吸纳社会组织协同参与 |
| (一)吸纳社会组织嵌入舆情治理 |
| (二)培育社会组织参与舆情治理 |
| (三)提升社会组织舆情治理能力 |
| 四、引导基层群众进行社区自治 |
| (一)加强网络舆情法律宣传 |
| (二)拓宽网络舆情疏导渠道 |
| (三)创新网络舆情引导方法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攻读博士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4）中国数字经济协同治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 |
| 一、社会形态从农业社会演变到信息社会 |
| 二、数字经济成为经济增长新动能 |
| 三、数字经济发展挑战社会治理能力 |
| 四、数字经济治理研究具有理论基础和现实需要 |
| 第二节 文献研究综述 |
| 一、互联网治理的发展演变 |
| 二、协同治理的研究综述 |
| 三、数字经济协同治理相关研究 |
| 四、研究评述 |
| 第三节 研究价值 |
| 一、理论价值 |
| 二、应用价值 |
| 第四节 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 |
| 一、研究内容 |
| 二、研究思路 |
| 三、研究方法 |
| 第五节 可能的创新与不足之处 |
| 一、可能的创新 |
| 二、不足之处 |
| 第二章 数字经济协同治理的内涵及逻辑基础 |
| 第一节 数字经济治理相关概念界定 |
| 一、数字经济 |
| 二、数字经济治理 |
| 第二节 协同治理理论内涵 |
| 一、协同的内涵 |
| 二、治理理论 |
| 三、协同治理的内涵 |
| 第三节 数字经济协同治理的逻辑基础 |
| 一、逻辑起点:防范和化解数字经济风险 |
| 二、现实困境:传统政府监管已不适应数字经济特征 |
| 三、动力引擎:数字经济治理需要多元主体参与 |
| 四、路径选择:数字经济协同治理的内在逻辑 |
| 第四节 本章小节 |
| 第三章 数字经济协同治理的现状与分析框架 |
| 第一节 国外数字经济协同治理的现状分析 |
| 一、政府主体协同治理方面 |
| 二、非政府主体协同治理方面 |
| 三、系统协同治理方面 |
| 第二节 中国数字经济协同治理的现状分析 |
| 一、数字经济协同治理注重战略制定 |
| 二、数字经济协同治理的格局尚未形成 |
| 三、数字经济治理主体的协同性亟待提高 |
| 第三节 中国数字经济协同治理的分析框架 |
| 一、中国数字经济协同治理的必然性 |
| 二、数字经济协同治理模式理论分析框架 |
| 第四节 本章小节 |
| 第四章 数字经济治理的关系协同研究 |
| 第一节 数字经济治理目标的协同 |
| 一、直接目标: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
| 二、根本目标:提升国家治理能力 |
| 三、最终目标:增进人的福祉 |
| 第二节 数字经济治理理念的协同 |
| 一、坚持人民性的价值立场 |
| 二、遵循法治的治理理念 |
| 三、注重科学性的治理导向 |
| 第三节 数字经济协同治理的原则 |
| 一、国际互联网治理原则 |
| 二、中国数字经济协同治理原则 |
| 第四节 数字经济治理议题的协同 |
| 一、数字经济协同治理的正当性 |
| 二、数字经济协同治理的边界性 |
| 三、数字经济协同治理的权力主体 |
| 四、数字经济协同治理的国别特色 |
| 第五节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数字经济治理的主体协同研究 |
| 第一节 数字经济协同治理主体分析 |
| 一、政府主体分析 |
| 二、企业主体分析 |
| 三、社会主体分析 |
| 第二节 多元主体协同治理模式分析 |
| 一、构建多元主体协同治理模式 |
| 二、发挥政府主体的主导作用 |
| 三、加强企业主体的自我规制 |
| 四、发挥行业组织和公民的共治作用 |
| 第三节 数字经济治理主体的内部协同 |
| 一、政府主体的内部协同 |
| 二、企业主体的内部协同 |
| 三、社会主体参与协同治理 |
| 第四节 数字经济治理主体之间的协同 |
| 一、多元主体之间的协同保障分析 |
| 二、多元主体之间的协同要素分析 |
| 第五节 本章小节 |
| 第六章 数字经济治理的机制协同研究 |
| 第一节 数字经济协同治理机制分析 |
| 一、协同治理机制分析 |
| 二、数字经济协同治理机制的要素分析 |
| 第二节 中国数字经济协同治理机制建设 |
| 一、共同行动保障:数字经济法律和规则体系协同机制 |
| 二、共享动机保障:多元主体信息公开与信息共享机制 |
| 三、实质参与保障:多元主体协调与利益平衡机制 |
| 四、高效协同保障:大数据技术手段应用机制 |
| 第三节 中国参与数字经济国际治理的机制建设 |
| 一、积极参与国际规则制定 |
| 二、注重中国规则与国际规则的协同 |
| 三、发挥新型国际组织的治理作用 |
| 第四节 本章小节 |
| 结论 |
| 第一节 研究结论 |
| 第二节 政策建议 |
| 第三节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5）地方政府信任风险识别与预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1.1 选题依据及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依据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文献回顾与简要评价 |
| 1.2.1 信任问题的一般研究 |
| 1.2.2 国内外政府信任研究 |
| 1.2.3 简要评价 |
| 1.3 研究思路与基本框架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基本框架 |
| 1.4 研究方法与资料来源 |
| 1.4.1 研究方法 |
| 1.4.2 资料来源 |
| 1.5 研究难点与创新之处 |
| 1.5.1 研究难点 |
| 1.5.2 创新之处 |
| 第二章 地方政府信任风险:概念与类型 |
| 2.1 风险的概念与特征 |
| 2.1.1 风险的概念内涵 |
| 2.1.2 现代风险概念的特征 |
| 2.2 地方政府信任风险的概念与特征 |
| 2.2.1 信任风险的四种理解和应用 |
| 2.2.2 地方政府信任风险的概念 |
| 2.2.3 地方政府信任风险的特征 |
| 2.3 地方政府信任风险的类型与结构 |
| 2.3.1 地方政府信任风险的类型 |
| 2.3.2 地方政府信任风险的结构 |
| 第三章 地方政府信任风险:生成与演变 |
| 3.1 地方政府信任风险分析的前提设定 |
| 3.2 地方政府信任风险分析的初步框架 |
| 3.3 六大节点:地方政府信任风险生成的过程分析 |
| 3.3.1 公众需要:地方政府信任风险生成与演变的初始源头 |
| 3.3.2 公众认知:地方政府信任风险生成与演变的博弈性质 |
| 3.3.3 诉求表达:地方政府信任风险生成与演变的实质迈进 |
| 3.3.4 政府回应:地方政府信任风险生成与演变的关键阶段 |
| 3.3.5 绩效评价:地方政府信任风险生成与演变的决定步骤 |
| 3.3.6 信任决策:地方政府信任风险生成与演变的最后变数 |
| 3.4 三大效应:地方政府信任风险演变的规律呈现 |
| 3.4.1 地方政府信任风险生成与演变的累积效应 |
| 3.4.2 地方政府信任风险生成与演变的传导效应 |
| 3.4.3 地方政府信任风险生成与演变的激化效应 |
| 第四章 地方政府信任风险:识别与评估 |
| 4.1 风险识别与评估的一般理论与方法 |
| 4.1.1 风险识别的一般理论与方法 |
| 4.1.2 风险评估的一般理论与方法 |
| 4.2 地方政府信任风险识别与评估的框架构建 |
| 4.3 地方政府信任风险识别与评估的主体界定 |
| 4.4 地方政府信任风险识别与评估的指标设计 |
| 4.5 地方政府信任风险识别与评估的方法选择 |
| 第五章 地方政府信任风险:预防与控制 |
| 5.1 地方政府信任风险预防与控制的指导思想 |
| 5.2 地方政府信任风险预防与控制的基本思路 |
| 5.3 地方政府信任风险预防与控制的主要举措 |
| 5.3.1 基于政府角度的信任风险预防与控制 |
| 5.3.2 基于公众角度的信任风险预防与控制 |
| 5.3.3 基于传播角度的信任风险预防与控制 |
| 第六章 案例与讨论 |
| 6.1 案例选择:理论与实践的权衡 |
| 6.2 杭州限牌令:背景与经过 |
| 6.2.1 事件背景 |
| 6.2.2 事件经过 |
| 6.3 杭州限牌令:影响与后果 |
| 6.3.1 事件影响 |
| 6.3.2 事件后果 |
| 6.4 杭州限牌令:分析与讨论 |
| 6.4.1 事件分析 |
| 6.4.2 简要讨论 |
| 总结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附录A: 攻读学位期间的主要科研成果 |
| 附录B: 地方政府信任风险识别与预防调查问卷 |
| 附录C: 地方政府信任风险识别与预防访谈提纲 |
（6）群体性事件中公民网络参与的政府规制研究 ——以H市园博园征地拆迁事件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和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综述 |
| 1.2.1 关于群体性事件的研究 |
| 1.2.2 关于公民网络参与的研究 |
| 1.2.3 关于群体性事件中公民网络参与的政府规制研究 |
| 1.2.4 研究评述 |
| 1.3 研究思路 |
| 第二章 核心概念和基础理论 |
| 2.1 相关概念界定 |
| 2.1.1 群体性事件的内涵和新特征 |
| 2.1.2 公民网络参与的内涵和特征 |
| 2.1.3 政府规制、互联网的政府规制的内涵 |
| 2.1.4 公民网络参与和政府网络规制的作用 |
| 2.2 基础理论 |
| 2.2.1 政府规制理论 |
| 2.2.2 善治理论 |
| 第三章 案例分析——以H市园博园征地拆迁事件为例 |
| 3.1 H市园博园征地拆迁事件简述 |
| 3.2 H市园博园征地拆迁事件舆情走势分析 |
| 3.2.1 网络舆情传播的主要情况 |
| 3.2.2 公民网络参与的舆论诉求分析 |
| 3.2.3 地方政府的做法 |
| 第四章 政府规制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
| 4.1 政府规制存在的问题 |
| 4.1.1 政府规制出现失位、封堵、对立的问题 |
| 4.1.2 政府规制网络舆情“疏导”措施单一化 |
| 4.1.3 地方政府规制体系运行僵化、协调不畅 |
| 4.1.4 地方政府规制协同力量发挥不到位 |
| 4.1.5 地方政府网上网下协同治理不同步 |
| 4.2 地方政府规制“失灵”的原因分析 |
| 4.2.1 政府规制网络舆情不可逾越的边界 |
| 4.2.2 地方政府规制理念落后和“官本位”思想 |
| 4.2.3 政府规制互联网的法律法规不够健全 |
| 4.2.4 公民网络参与的素养有待提高 |
| 第五章 改善政府规制的对策 |
| 5.1 转变政府规制理念和公民网络参与认知 |
| 5.1.1 转变政府规制和引导理念 |
| 5.1.2 增强政府人员网络媒介素养 |
| 5.1.3 转变公民网络参与“刻板印象” |
| 5.1.4 培植网民网络媒介素养 |
| 5.2 构建多元主体协同参与的网络舆情治理体系 |
| 5.2.1 坚持网络舆情“疏导”为主的方式 |
| 5.2.2 坚持网络舆情多元参与形成引导合力 |
| 5.2.3 坚持网上网下协同发展,妥善解决群众难题 |
| 5.3 政府规制和互联网自我规制的优化 |
| 5.3.1 保障公民网络参与和表达自由 |
| 5.3.2 完善网络法规,提升地方政府网络执法力 |
| 5.3.3 践行网络群众路线,推进网络理政 |
| 5.3.4 推进媒体融合发展,提升“四力”引领舆论 |
| 5.3.5 建设互联网自我规制的良性环境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7）大数据视阈下地方政府治理创新研究 ——以江苏省泰州市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导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 |
| 第二节 研究意义 |
| 一、理论意义 |
| 二、实践意义 |
| 第三节 研究现状 |
| 一、国外研究现状 |
| 二、国内研究现状 |
| 三、国内外研究文献评述 |
| 第四节 本文的研究思路 |
| 第五节 研究方法 |
| 第六节 创新点 |
| 第一章 相关概念及理论概述 |
| 第一节 相关概念界定 |
| 一、大数据概念的内含和外延 |
| 二、大数据的特点 |
| 第二节 相关理论概述 |
| 一、治理理论 |
| 二、新公共管理理论 |
| 三、新公共服务理论 |
| 四、长尾理论 |
| 第二章 大数据背景下地方政府治理创新的现状 |
| 第一节 泰州市大数据发展的现状分析 |
| 一、泰州市大数据发展所取得的成绩 |
| 二、泰州市在政府治理创新方面的尝试 |
| 第二节 大数据与地方政府治理创新的内在联系 |
| 第三章 大数据背景下地方政府治理创新存在的问题及原因 |
| 第一节 大数据背景下地方政府治理创新存在的问题 |
| 一、传统决策模式难以适应“数据决策”要求 |
| 二、地方政府数据开放和数据信息平台建设有待加强 |
| 三、传统的公共服务供给模式亟待改进 |
| 四、地方政府治理创新动力不足且持续性不强 |
| 五、大数据管理机构设置缺乏创新 |
| 六、地方政府应用大数据治理创新受到“三重因素”制约 |
| 第二节 大数据背景下地方政府治理创新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 |
| 一、“官本位”思想阻碍了地方政府大数据意识的形成 |
| 二、管制型政府制约了地方政府治理理念和服务模式的转变 |
| 三、支持地方政府治理创新的相关机制没有真正建立 |
| 第四章 大数据背景下地方政府治理创新的对策分析 |
| 第一节 转变大数据时代地方政府治理创新的理念 |
| 一、增强地方政府的数据思维和应用能力 |
| 二、建立有利于地方政府治理创新机制和外部环境 |
| 三、完善地方大数据相关的法律法规体系 |
| 第二节 创新大数据时代地方政府数据开放和决策模式 |
| 一、统筹建立地方政府数据开放平台 |
| 二、重塑地方政府决策模式全过程 |
| 第三节 夯实大数据时代地方政府治理创新的基础条件 |
| 一、加强城乡融合的大数据基础设施建设 |
| 二、提高地方政府大数据安全保障能力 |
| 三、加强大数据人才培养和储备 |
| 第四节 构建新型的地方政府公共服务供给模式 |
| 一、抓住社会公共需求的“长尾” |
| 二、在政务民生领域探索公共服务产品化 |
| 结语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图表目录 |
（8）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府治理转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研究背景与问题 |
| 二、研究现状 |
| （一）关于治理的研究 |
| （二）政府治理的基础研究 |
| （三）政府治理转型的研究 |
| （四）总结与评述 |
| 三、研究意义 |
| （一）理论意义 |
| （二）现实意义 |
| 四、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一）规范研究与理论演绎法 |
| （二）历史研究与利益分析法 |
| （三）系统分析法 |
| 五、研究目标与内容 |
| （一）研究目标 |
| （二）研究内容 |
| 六、研究的创新与不足 |
| （一）主要创新 |
| （二）主要不足 |
| 第一章 改革开放进程中政府治理转型的理论阐释 |
| 一、基本概念界定 |
| （一）政府 |
| （二）政府治理 |
| （三）政府治理转型 |
| 二、理论基础 |
| （一）治理理论 |
| （二）社会转型理论 |
| （三）利益分化理论 |
| （四）政治系统论理论 |
| 三、理论分析框架 |
| （一）改革开放作为政府治理转型的系统环境分析 |
| （二）政府治理转型的四要素分析 |
| （三）改革开放与政府治理转型的关联互动分析 |
| 第二章 改革开放进程中我国政府治理转型的演进与逻辑 |
| 一、改革开放进程中我国政府治理转型的演进历程 |
| （一）改革开放前的政府管制模式 |
| （二）从改革开放至市场经济改革前的政府治理模式变迁 |
| （三）市场经济改革至十八大之前政府治理模式变迁 |
| （四）十八大以来政府治理模式的新发展 |
| 二、我国政府治理转型的主要特征 |
| （一）逐步推进的增量改革是中国政府治理变革的主要路径 |
| （二）从单一的“党政体制”逐步转变为以执政党为主导的多元治理结构 |
| （三）经验型治理和人治传统向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的渐进转变 |
| （四）“全能型”惯性和“压力型”体制的路径依赖 |
| 三、我国政府治理转型取得的成就 |
| （一）政府治理理念的进步 |
| （二）政府治理结构的进步 |
| （三）政府治理工具的进步 |
| （四）政府治理机制的进步 |
| 四、我国政府治理转型的基本逻辑 |
| （一）以调整政府和市场关系为主要线索 |
| （二）以推进机构改革和简政放权为主要方式 |
| （三）以加强和优化公共服务为主要任务 |
| （四）以激发和创新社会活力为主要方向 |
| 第三章 改革开放进程中我国政府治理转型面临的挑战、阻力与困境 |
| 一、改革开放进程中我国政府治理转型面临的挑战 |
| （一）利益需求多样性的挑战 |
| （二）社会矛盾、社会冲突增多的挑战 |
| （三）社会心理失衡、价值观多样的挑战 |
| （四）社会阶层结构变化的挑战 |
| 二、改革开放进程中我国政府治理转型的阻力 |
| （一）政府治理理念习惯性阻力 |
| （二）政府内部既得利益群体的惰性阻力 |
| （三）非规则化治理传统的依赖性阻力 |
| 三、改革开放进程中我国政府治理转型面临的困境 |
| （一）重塑政府-市场-社会关系的困境 |
| （二）深化政府职能转变的困境 |
| （三）政府权力异化、弱化的困境 |
| （四）关联配套改革的困境 |
| 第四章 改革开放进程中我国政府治理转型的动力与方向 |
| 一、改革开放进程中我国政府治理转型的动力 |
| （一）经济体制改革与主要矛盾变化为政府治理转型提供了根本性动力 |
| （二）执政党的领导和自主推进为政府治理转型提供了保障性动力 |
| （三）社会利益结构变化为政府治理转型提供了主体性动力 |
| 二、改革开放进程中我国政府治理转型的基本方向 |
| （一）转变政府职能、实现政府职能优化 |
| （二）简政放权、实现政府权力有限 |
| （三）加强政府监管、实现政府准确定位 |
| （四）推动机构改革、实现政府结构优化 |
| （五）完善政府运行机制、实现治理方式创新 |
| 第五章 进一步深化我国政府治理转型的思路与对策 |
| 一、进一步深化政府治理转型的基本原则 |
| （一）坚持党的领导，确保正确的政治方向 |
| （二）坚持统筹规划，协调推进 |
| （三）坚持明确目标，突出重点 |
| （四）坚持制度引领，强化法治保障 |
| （五）坚持问题导向，渐进深化改革 |
| （六）总结运用经验，鼓励创新探索 |
| 二、进一步深化政府治理转型的主要目标 |
| （一）多元复合型政府治理模式的内涵 |
| （二）多元复合型治理模式的特点 |
| 三、进一步深化政府治理转型的对策分析 |
| （一）建立“服务+”理念，深化政府治理理念转型 |
| （二）优化“政府+”结构，深化政府治理结构转型 |
| （三）选择“智慧+”工具，深化政府治理工具转型 |
| （四）构建“整合+”机制，深化政府治理机制转型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及着作情况 |
| 后记 |
（9）国家治理中大数据应用问题研究 ——以贵阳市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导论 |
| 一、选题背景和问题提出 |
| 二、研究意义 |
| (一)理论意义 |
| (二)实践价值 |
| 三、研究方法与论文结构 |
| (一)研究方法 |
| (二)论文结构 |
| 四、研究综述 |
| (一)治理理论的由来及其辨析 |
| (二)国内国家治理研究综述 |
| (三)大数据下的国家治理研究综述 |
| 五、国家治理现代化概念界定 |
| 附图 |
| 第二章:国家治理与大数据应用 |
| 一、工具理性何以可能? |
| (一)从古典政治学到行为主义政治学及其以后 |
| (二)国家治理:互联网时代的国家、社会和公民 |
| (三)大数据下的数据量化 |
| 二、方兴未艾的大数据 |
| (一)大数据的概念及其特征 |
| (二)大数据发展简要历程 |
| 三、国家治理中技术应用的演进 |
| (一)治理1.0治理2.0到治理3.0 |
| (二)国外大数据技术推进国家治理的实践与创新 |
| (三)国内大数据发展与国家治理的实践 |
| 四、贵阳大数据应用的探索 |
| (一)贵阳发展大数据的历程 |
| (二)贵阳发展大数据的条件和机遇 |
| (三)贵阳大数据的应用实践 |
| 第三章:贵阳决策科学化中大数据的应用 |
| 一、大数据与决策科学化 |
| (一)决策科学化的理论 |
| (二)大数据与决策 |
| 二、贵阳数据开放共享与决策科学化 |
| (一)开放共享之于决策科学化 |
| (二)数据开放共享的战略 |
| 三、贵阳市公安块数据指挥中心:大数据决策的路径和功能 |
| (一)公安警务系统在决策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
| (二)用大数据理念破解公安决策信息化发展的难题 |
| 四、大数据应用是决策科学化的重要资源 |
| (一)大数据促进了决策议程多元互动 |
| (二)大数据改变了决策方式 |
| (三)大数据使得决策全程可调整可追溯可监控 |
| 第四章:贵阳社会治理中大数据的应用 |
| 一、社会治理中大数据的应用 |
| (一)社会治理的演变 |
| (二)大数据时代社会治理的新变化 |
| 二、贵阳“社会和云”工程建设:社会治理中大数据应用的实践 |
| (一)总体目标 |
| (二)“社会和云”工程建设主要内容 |
| 三、大数据应用提升社会治理:以贵阳市白云区为例 |
| (一)建立三个数据库,摸清“三个家底” |
| (二)搭建三个平台,实现“六个管理” |
| (三)配置三个中心,收获“三个数变” |
| (四)构筑三个模块,推动“三化同步” |
| 四、大数据应用是社会治理的重要手段 |
| (一)大数据推动社会治理去中心化和交互式 |
| (二)大数据下社会治理机构的运行具有自组织的特性 |
| (三)大数据能够带来社会系统的功能、秩序和制度重构 |
| (四)大数据能够拓展公民政治参与的渠道、提升民主化水平 |
| 第五章:贵阳政府重塑中大数据的应用 |
| 一、技术与政府重塑 |
| (一)政府何以重塑? |
| (二)用技术重塑政府的可能 |
| 二、贵阳“数据铁笼”:大数据应用重塑政府的探索 |
| (一)数据铁笼的基本原则 |
| (二)数据铁笼建设的整体构架 |
| (三)数据铁笼建设的实施步骤 |
| 三、数据铁笼工程建设的情况 |
| 四、“数据铁笼”下的贵阳市交管局 |
| (一)诚信档案是政府治理重塑的基础和框架 |
| (二)权力边界模型是政府重塑的笼条和结构 |
| (三)权力运行可视化是政府重塑的要义 |
| 五、大数据应用是国家治理中政府重塑的重要力量 |
| 第六章:贵阳大数据应用的路径和功能 |
| 一、贵阳大数据应用的技术路径“四部曲” |
| (一)技术设施路径 |
| (二)数据关联路径 |
| (三)流程智能路径 |
| (四)跨界融合路径 |
| 二、贵阳大数据应用的功能 |
| (一)大数据能够有效实现权力制约无缝化 |
| (二)大数据能够实现决策的科学理性化 |
| (三)大数据能够改善政府公共供给 |
| (四)大数据能够促进公民社会的发展 |
| (五)大数据能够实现社会治理协同共治 |
| 第七章:贵阳大数据应用面临的挑战和问题 |
| 一、贵阳大数据应用面临的三大挑战 |
| (一)网络合法性是贵阳大数据应用的新挑战 |
| (二)网络认同建设是贵阳大数据应用的新难点 |
| (三)虚拟空间管理是贵阳大数据应用必须关注的新内容 |
| 二、贵阳大数据应用中存在的四个问题 |
| (一)意识层面:缺乏“数据治国”的战略思维 |
| (二)管理层面:缺乏完善的数据管理制度 |
| (三)共享层面:开放共享数据的风险和危机 |
| (四)操作层面:缺乏成熟的技术与人才 |
| 第八章:大数据技术的新发展:区块链 |
| 一、区块链的起源及其特征 |
| 二、区块链和新的互联网秩序 |
| 三、主权区块链与国家治理 |
| (一)主权区块链为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新的模式 |
| (二)主权区块链实现了国家、社会、公民和技术有机融合 |
| (三)主权区块链推进互联网从无序走向有序 |
| 参考文献 |
（10）基于大数据技术的政府绩效信息使用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和意义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文献综述 |
| 一、政府绩效信息使用研究综述 |
| 二、大数据研究综述 |
| 三、面向大数据的政府绩效管理研究综述 |
| 四、研究述评 |
| 第三节 核心概念界定 |
| 一、政府绩效管理 |
| 二、政府绩效信息 |
| 三、政府绩效信息使用 |
| 四、大数据 |
| 第四节 研究内容、方法与技术路线 |
| 一、研究思路与研究内容 |
| 二、研究方法 |
| 三、技术路线图 |
| 第二章 政府绩效信息使用的理论与实践 |
| 第一节 政府绩效信息使用的理论分析 |
| 一、政府绩效信息的性质与价值 |
| 二、政府绩效信息的使用方式 |
| 三、政府绩效信息使用的影响因素 |
| 第二节 政府绩效信息使用的现状分析 |
| 一、绩效信息及其使用存在的问题 |
| 二、改进绩效信息使用的政策建议 |
| 第三章 基于大数据的政府绩效信息使用模式构建 |
| 第一节 大数据与政府绩效信息的关联衔接 |
| 一、大数据在政府绩效管理环节中的作用 |
| 二、大数据与绩效信息使用的关联衔接 |
| 第二节 基于大数据的政府绩效信息使用的分析框架 |
| 一、基于大数据的政府绩效信息使用分析框架设计思路 |
| 二、基于大数据技术的政府绩效信息使用系统模型研究 |
| 三、构建基于大数据技术的政府绩效信息使用系统模型的必要性 |
| 第四章 基于大数据的绩效信息来源的使用—以X市J区行政服务中心为例 |
| 第一节 基于大数据的绩效信息来源使用的设计思路 |
| 一、政府绩效信息来源使用的理论与实践分析 |
| 二、基于大数据技术的绩效信息来源使用的设计思路 |
| 第二节 面向大数据的行政服务中心绩效信息来源使用的作用机理 |
| 一、X市J区行政服务中心绩效管理系统的设计分析 |
| 二、大数据采集技术提升绩效信息客观性的分析 |
| 三、大数据清洗技术提升绩效信息准确性的分析 |
| 四、大数据存储技术提升绩效信息汇总时效性的分析 |
| 第三节 行政服务中心绩效信息来源的使用效应分析 |
| 一、基于大数据技术的绩效信息管理系统建设成效分析 |
| 二、行政服务中心绩效信息管理系统未来展望 |
| 第五章 基于大数据的绩效信息结果使用——以X市财政大数据平台为例 |
| 第一节 基于大数据的绩效信息结果使用设计思路 |
| 一、绩效信息结果使用研究的不同视角 |
| 二、大数据思维下绩效信息结果使用的新思路 |
| 三、基于大数据技术的绩效信息结果使用设计思路 |
| 第二节 面向大数据的财政绩效信息结果使用作用机理 |
| 一、基于大数据技术的财政决策支持系统的框架模型 |
| 二、财政绩效信息结果在决策支持中的应用分析 |
| 第三节 面向大数据的财政绩效信息结果使用效应分析 |
| 一、面向大数据的财政决策支持系统成效分析 |
| 二、财政决策支持系统未来展望 |
| 第六章 结语 |
| 第一节 研究结论与创新 |
| 一、研究结论 |
| 二、研究创新之处 |
| 第二节 研究不足与展望 |
| 一、研究不足 |
| 二、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一、英文文献 |
| 二、中文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的学术成果 |
| 致谢 |
四、电子政务作为公共管理改革与善治的催化剂：瑞士案例研究(英文)（论文参考文献）
- [1]新型智库发展优化研究 ——以地方社科院实践为例[D]. 周笑梅. 吉林大学, 2021(12)
- [2]中国食品安全的政府监管权力配置问题研究[D]. 康俊莲. 东北师范大学, 2020(06)
- [3]当代中国网络舆情治理：行动逻辑、现实困境与路径选择[D]. 孔建华. 吉林大学, 2019(02)
- [4]中国数字经济协同治理研究[D]. 杜庆昊. 中共中央党校, 2019(01)
- [5]地方政府信任风险识别与预防研究[D]. 王身余. 湘潭大学, 2019(12)
- [6]群体性事件中公民网络参与的政府规制研究 ——以H市园博园征地拆迁事件为例[D]. 姚小燕. 广西大学, 2019(01)
- [7]大数据视阈下地方政府治理创新研究 ——以江苏省泰州市为例[D]. 张弛. 东南大学, 2019(01)
- [8]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府治理转型研究[D]. 于瑶. 东北师范大学, 2019(09)
- [9]国家治理中大数据应用问题研究 ——以贵阳市为例[D]. 卢洪. 中共中央党校, 2018(02)
- [10]基于大数据技术的政府绩效信息使用研究[D]. 李富贵. 厦门大学, 2018(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