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我国现行独立董事制度剖析与建议（论文文献综述）
张建东[1]（2020）在《公众公司股东大会与董事会权力分配研究》文中提出公众公司股东大会与董事会权力分配,是公司法当中具有根本性意义的问题,不仅直接关系到公司治理的目的确定与路径选择,而且还会影响到公众公司法律规范结构、公司各利益相关者权益保护、董事信义义务构成等具体制度设计,甚至触及公司独立法律人格这一现代公司制度赖以建立的基石。因此,公众公司股东大会与董事会权力分配成为各国公司法立法与学理必须面对的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以美国为代表的域外公司法制发达国家,自从伯利与米恩斯于1932年洞见公众公司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以来,即聚焦于公司权力如何适当且有效率地在股东大会与董事会之间分配,并由此引发股东大会中心主义与董事会中心主义两大理念的长期论争,至今仍未平息。我国新一轮公司法改革已经启动,公众公司权力分配模式的改革亦是其核心内容,并承载着促进我国公司治理水平整体提高的功能使命。本文以我国公众公司为研究对象,以公司独立人格和独立利益的维护为研究的起点和归宿,立基于我国本土的公司法理与实践,借鉴域外相关理论成果与立法经验,对于公众公司股东大会与董事会权力分配模式的应然选择开展系统性研究。在对股东大会与董事会的法律地位予以重新界定的基础之上,综合考量各项影响因素,厘定我国应当选择的分配理念与分配原理,最终在董事会中心主义理念指导之下,提出我国公众公司股东大会与董事会权力分配法律制度重构的具体方案。本文研究内容除“绪论”和“结论”外,共分为五部分具体展开:一、公众公司股东大会与董事会权力分配的中国问题公司机关的法律地位直接决定着其所拥有的权力内容,对此,我国现行《公司法》未曾区分公众公司与私人公司,而是采取一体规制的方法,将股东大会界定为公司的“权力机关”,而董事会须“对股东大会负责”。并在此基础之上,赋予了股东大会过于庞大的权力,而使董事会沦为其办事机构。由此导致在控股股东“一股独大”的现实境况下,公司独立法律人格难以彰显,以及董事会独立性被严重弱化等弊端。为破除上述立法缺陷,我国学界提出控股股东中心主义、经理层中心主义以及董事会中心主义等多种改革方案,但均未臻完善,故仍有予以重新深入思考探究的必要。二、公众公司股东大会与董事会权力分配的理念争鸣关于公司内部权力的分配,揆诸全球公司法学理论,始终存在着相互对立的两大的理念——股东中心主义与董事会中心主义。这两大理念在公司治理的目的与路径方面,持有迥然不同的立场。前者认为,公司治理的目的应当是为了实现“股东价值最大化”,故在公司权力分配方面,应当将公司事务的最终决定权力保留给股东。而后者则认为,公司治理的目的应当是实现所有公司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因此,应当赋予董事会对于公司经营决策的绝对权力,以使其发挥公司内外各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平衡中枢功能。理念的纷争无疑会对公司权力分配法律制度的构建产生深远影响,故有必要从基本立场与法理基础等方面深入探究这两大理念,并剖析其对公司权力分配所可能产生的现实影响,以期为公司权力分配合理化方案的构建奠定坚实的理论基础。三、公众公司股东大会与董事会权力分配的域外实践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当今世界各国的公司法正在整体上发生着形式上或实质上的融合、趋同乃至一体化的深刻趋势性变化。（1）其中,公司法制发达国家关于公众公司股东大会与董事会权力分配的法律制度,历经上百年的发展演进,积累了丰富、成熟的经验。虽受各国具体国情的影响,公司内外部权力分配的具体法律规则难以完全统一,但各国公司法制发展进程中早已达成高度共识的立法例,值得我国公司法改革工作期间进行深入研究并结合国情予以适当借鉴。因此,基于对大陆法系的德国、法国、日本、韩国以及英美法系的英国、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等代表性国家相关立法的全面考察并总结其共识性立法经验,能够为我国未来公司法制度的完善提供有益镜鉴。经对比分析,域外两大法系的公司法发展均表现出股东大会权力逐渐弱化与董事会权力逐渐增强的特征,即董事会中心主义的是现代公众公司相关立法的发展趋势,我国公司法应当依此作出相应调整。四、公众公司股东大会与董事会权力分配的总体思路公众公司股东大会与董事会的权力分配,受到公司独立法律人格、公司股权结构、经营效率、利益冲突以及公司社会责任等多种因素的共同影响。因此,在对相关制度重构进行理念选择和方案设计时,应当予以全面考量,不宜所有偏颇。我国立法与学理对于公司法人本质实在说的一致认同、公众公司股权结构依然高度集中以及公司社会责任愈加受到重视等现实条件,共同决定了董事会中心主义应为我国重构股东大会与董事会权力分配制度更为适当的理念。未来公司立法权力分配的法律标准以及法律效力,也应以此为出发点展开并变革。五、公众公司股东大会与董事会权力分配的具体方案在转向董事会中心主义理念之后,公众公司的所有权与经营权严格分离,我国现行公司法中股东大会与董事会的权力分配体系也应当随之进行重构。股东大会的权力应当采取具体列举式的界定方法。具体而言,应将其权力严格限定于选择管理者和监督者并同时确定他们薪酬方案的人事任免权,以及对于公司章程修改、重大资产重组、公司变更终止等结构性重大变更事项的决定权。与此同时,董事会的权力则应当采取概括式的界定方法,即除法律明确规定属于股东大会权力之外的其它公司经营决策权均归属于董事会独立行使。概言之,股东大会的法定权力即是董事会权力的“负面清单”,对董事会的法定权利公司立法不适宜进行具体列举,以适应经济全球化下错综复杂、瞬息万变的商业实践需要。
徐冬冬[2]（2020）在《董事罢免制度探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在现代公司的内部治理中,存在着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和经理层等不同主体之间的制衡关系。20世纪以前,在股东会中心主义的模式下,董事会及董事仅作为股东意志的执行者,其所发挥的作用有限。但是进入20世纪以后,随着社会专业分工的进一步精细化以及股权日益分散,尤其是上市公司的股东数量庞大,导致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不可能也没有必要直接插手公司的日常经营。在这样的局面下,公司内部治理模式逐步由股东会中心主义向董事会中心主义转变。董事会及董事成为了公司日常经营活动的主要决策者,对整个公司的发展都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与此同时,随着董事会及董事地位的提高,董事的权利也可能被滥用,特别是大股东控制下的董事很有可能侵犯中小股东的权利。针对这种局面,对于董事的监督制约也愈发重要。传统的监事会及监事制度在大股东的操控下并不能保证其发挥作用。后发的股东代表诉讼给公司的董事上了“一道紧箍咒”,而董事罢免制度可以说是股东维护自己权利的最后一道防线。与此同时,我们应当看到董事罢免制度不仅仅是股东对董事行为的监督,也是公司内部权利交接的重要环节。能否顺利的罢免董事,对公司内部治理情况影响巨大,如果因董事罢免陷入纠纷,那么整个公司的日常平稳运营可能受到巨大挑战。而目前我国现行法律体制下对于董事罢免制度的规定较为简略,涉及到的具体规定少且表述较为模糊。而实务中大部分公司的章程对于董事罢免的制度设计也较为欠缺。这导致董事罢免在实务中很少为中小股东所运用,或者在罢免过程中产生诸多纠纷。为此,建立健全我国的董事罢免制度十分必要。本文将对我国现有法律法规中董事罢免制度的相关内容进行梳理,探讨其中的不足之处,并结合域外通行的立法例,对完善我国的董事罢免制度提出自己的建议。本文主要分为以下四个部分。第一章董事罢免制度概述作为本文的绪论,首先对董事进行定义,而后根据董事的定义对归纳董事罢免的特征,并且从公司内部治理角度及公司与董事间关系的角度探讨董事罢免的法理基础。第二章我国现行董事罢免制度的探讨与设计是本文的重点章节,首先对我国现行法律制度下对于董事罢免内容进行归纳,指出现有法律中关于董事罢免制度的不足主要包括:一、董事罢免实体立法不够完备,主要表现为董事罢免提案权归属不明确;二、董事罢免程序规定缺乏可操作性,对于罢免案的提交、回应和表决都没有清晰的规定;三、董事罢免司法介入存在空缺,无论是法条还是实务中都很少涉及董事罢免的司法诉讼。针对上述的三个问题,结合域外立法例和判例的基础上进行分析,提出了对现有董事罢免制度完善的建议。主要包括明确了董事罢免提案权应当归属于监事（会）、符合部分条件的董事及有限公司的股东和股份公司符合一定条件的股东;对董事罢免案的提交对象及时间、董事回应及申辩、表决应当采取何种决议方式进行完善,尝试设计了一套平衡各方利益的董事罢免程序;指出应当在现有股东代表诉讼的基础上明确董事罢免的司法介入制度。第三章董事罢免后续问题的探讨主要分为两块内容,探讨董事被罢免后可能涉及到的法律问题,主要分为两块。首先是董事被罢免后的救济问题,关于这一问题本文将结合最高院2019年最新出台的《公司法司法解释（五）》进行探讨,尝试构建董事被罢免后救济补偿的标准。主要围绕解除原因和请求数额。在谈及解除原因时首先探讨了无因罢免原则。其次是董事被罢免后义务的问题,董事被罢免并不意味着其对公司所有义务的结束。还涉及到部分需要继续对公司履行的义务,在该部分内容中结合现有的法律条文,探讨董事在被罢免后应当遵循的相关义务。结语部分主要对前文所提及的几点主要内容进行汇总阐述。
祝雅柠[3]（2020）在《金融机构公司治理改革研究 ——以规制道德风险为核心》文中研究说明金融机构道德风险是金融市场的“灰犀牛”,几乎每一次金融危机都与其密切相关,如何解决金融机构道德风险一直以来都是金融监管领域的重要命题。2008年金融危机使学术界与金融监管部门意识到金融机构行为监管已经不足以规制金融机构道德风险,故提出金融机构公司治理监管,以进一步完善与强化金融监管。2019年,帕特里克·博尔顿（Patrick Bolton）等四位欧洲经济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员发表《金融体系终于稳健了吗?近十年全球金融监管改革的回顾与评估》研究报告,从经济学角度来看,金融监管改革尚未有效规制金融机构道德风险,后危机时代金融机构公司治理监管并未遏制其过度风险经营倾向。实际上,以公司为组织形式的金融机构是法律抽象的结果,法律是公司治理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对其形成与运作产生重要影响。实践中,金融监管规制金融机构道德风险缺乏自足性,通过金融机构公司治理解决其道德风险问题是后危机时代金融法与公司法交互与融合的重要命题,须针对金融机构的特殊公司治理改革公司治理法律制度,从而改变其行为动机与风险偏好,进一步规制金融机构道德风险。尽管,我国金融系统并未受到2008年金融危机的直接冲击,但我国特殊金融市场体制存在极为突出的金融机构道德风险问题。并且,我国金融市场化正进入提速期,民营资本不断进入银行业,人民币国际化与资本可兑换的推进使金融业在更大范围、更深层次与更宽领域开放,金融机构道德风险规制与金融系统的安全与稳定意味着更高的制度要求与更国际化的视野。本文以我国金融市场为研究背景,结合金融机构公司治理法律制度存在的本土问题,借鉴域外金融机构公司治理相关理论成果与制度改革经验,对金融机构公司治理展开具有前瞻性的法律制度改革研究:突破金融机构公司治理的路径依赖,以公司治理法律制度改革为路径规制金融机构道德风险,从而为我国金融体制的市场化转型、金融系统的安全与稳定提供法律保障。本文对以公司治理法律制度改革为路径规制金融机构道德风险的问题进行研究,主要包括以下五个方面:一、金融机构公司治理法律制度改革规制其道德风险的必要性与可行性道德风险是一个经济学概念,却被广泛适用于法学领域研究。从信息经济学角度来看,道德风险并非风险而是由事后信息不对称形成的、产生或扩大风险的行为机制。规制道德风险的基本原理是激励相容理论,即对代理人的奖惩与其行为相关信息相联系,从而将委托人的成本与收益内部化为代理人的成本与收益,换言之,通过激励机制促使代理人为委托人利益行事。法律作为重要的激励机制之一,其通过要求行为人对自身行为承担法律责任,使相关社会成本与收益转化为私人成本与收益,从而通过个体行为的最优选择实现社会整体利益的最优状态。金融机构道德风险发生机制是多元的,包括金融安全网的设立、金融市场的创新等,其法律制度根源则是权利义务的失衡。以公司为组织形式的金融机构是法律抽象的结果,其行为不可避免地受到自然人意志的影响,相较于侵权责任法、合同法等行为法维度上的权利义务失衡,金融机构公司治理法律制度在组织法层面形成的权利义务失衡亦不容忽视。后危机时代,金融机构道德风险监管既有传统的命令与控制型监管,也逐步确立了金融机构后设型监管,前者包括金融机构资本监管与结构性监管等措施,后者则是围绕金融机构公司治理展开的董事会构成、董事、高管薪酬奖励等公司治理监管措施。但是,公司治理法律制度与金融机构特殊公司治理错位、现代公司法激励机制缺失体系化的公司治理法律责任制度等因素进一步加剧了金融机构权利义务失衡,使金融机构公司治理监管对金融机构道德风险的激励相容作用极为有限。并且,我国金融机构道德风险发生与规制上存在本土化问题,即金融市场存在突出的政府隐性担保,且其正处于市场化提速期,金融体系的结构性变革、金融市场的不断开放进一步诱发金融机构道德风险问题,但目前金融机构道德风险的规制仍依赖于金融监管的强化,对我国金融机构隐性道德风险的规制效果极为有限。因此,有必要基于我国金融机构公司治理特点,改革现行公司治理法律制度,重塑金融机构公司治理相关权力配置、行为规则与权利义务安排,以填补金融监管空隙,调整金融机构行为动机与风险偏好,从而进一步解决我国政府隐性担保与金融市场化交织为主要发生机制的金融机构道德风险问题。二、金融机构公司治理理论演进与基本原则的确立当下是一个复杂多变的“公司的时代”,任何一种单一理论都不可能为公司治理的所有问题提供全部答案。后危机时代,金融机构公司治理已经成为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基于其与传统公司治理实践的客观差异,金融机构公司治理需要理论上的演进指导制度上的改革。股东利益至上被认为是导致2008年金融危机的重要因素之一,但英美等国在后危机时代针对金融机构公司治理的监管与立法上的改革,仍深受股东利益最大化理论的影响,聚焦于股东与经营者代理利益冲突,通过股东赋权强化监督经营者行为,实现股东与经营者利益的统一,实质上进一步加剧了金融机构道德风险;利益相关者理论在公司利益以何为准的问题上给出与股东利益至上理论截然相反的答案。但是,以德国为代表,适用利益相关者保护公司治理目标的公司法国家,其在金融危机中的表现同样差强人意,一方面,利益相关者理论受制于难以界定利益相关者范围的固有问题,不仅存在较高的制度成本,还易引发金融机构经营者机会主义行为;另一方面,后危机时代,诸多学者围绕利益相关者理念提出了金融机构公司治理改革思路,即以董事信义义务制度为依托,引入债权治理。但是,与非金融业公司债权人风险厌恶不同,金融监管与金融安全网机制形成了债权人的风险中立,其缺乏激励与能力参与金融机构公司治理。后危机时代,金融机构公司治理已然是一个更为独立的研究领域,英国学者安德烈亚斯·科基尼斯（Andreas Kokkinis）基于安德鲁·凯伊（Andrew Keay）提出的实体最大化与可持续发展（EMS）公司治理理论,针对金融机构公司治理提出金融可持续发展（Financial Sustainability）理论,以规制道德风险,遏制金融机构过度风险经营,从而确保金融系统的安全与稳定,维护社会整体利益。该理论对以公司治理为路径规制金融机构道德风险具有重大的理论启发:以社会整体利益为金融机构公司治理终极目标,立足于金融机构可持续发展,体系化地重构金融机构公司治理法律责任制度,克服金融机构道德风险的制度内生因素,从而为以规制道德风险为核心的金融机构公司治理改革提供理论上的支持。三、金融机构股东责任制度重构对金融机构股东道德风险的直接规制股东有限责任是金融机构道德风险的重要制度根源,公司人格否认适用条件缺乏预测性与可操作性、法官对否认公司独立人格的审慎态度、非自愿债权人集体行动困境等问题使其在实践中适用范围极为有限,难以解决股东有限责任的道德风险问题。以2008年金融危机为背景,金融市场与金融机构为场域,影子银行的产生与扩张以及机构投资者的兴起表明,金融机构特殊性实质上改变了股东有限责任的理性预设,从而加剧金融机构道德风险问题,最终导致金融机构股东有限责任负外部性问题产生的社会成本高于其带来的制度收益。实际上,相较于非金融业公司股东有限责任,金融机构股东有限责任的立法确认较晚,但其发展迅速,推动金融市场发展的同时,也不断积聚金融系统性风险,现有商事风险分配与控制机制不足以解决金融机构股东有限责任的道德风险问题,故通过考察与梳理金融法与公司法学者提出的股东有限责任改革建议与方案,包括股东双倍责任、股东比例责任、选择性股东责任、金融系统性风险基金与比例责任以及股东加重责任,结合我国金融市场发展阶段、金融体制特点以及相关立法现状,以类型化金融机构为前提,以“事实状态预设、权利与义务规则以及法律后果”为逻辑结构,重构金融机构股东责任制度,即银行业金融机构适用股东加重责任,非银行业金融机构适用金融系统性风险基金与股东比例责任。四、金融机构董事信义义务重塑对金融机构道德风险的直接规制以2008年金融危机与我国金融市场实践为研究场域,现行公司治理法律制度造成董事治理职责与激励机制的结构性扭曲,形成了金融机构公司治理实践与理念的偏差,从而诱发金融机构道德风险;在路径依赖理论框架内,通过检视与反思金融机构内部公司治理改革实践,金融机构公司治理监管强化对道德风险的规制作用极为有限,有必要在金融可持续发展理论指导下重塑金融机构董事信义义务,进一步改革违反信义义务的损害赔偿责任;考察并分析既有董事信义义务制度改革建议与方案,包括直接扩张董事勤勉义务适用范围、引入董事诚信义务与董事公共治理义务;在我国金融机构公司治理视阈下,结合金融立法现状,在不完备法律理论指导下,重置“强监管、弱司法”的权力配置格局,以渐进主义法律改革模式,在现行法律框架中嵌入金融机构董事信义义务规则,构建董事信义义务三元结构体系。以区分银行业与非银行业金融机构为前提,前者应引入董事公共治理义务以解决我国银行依赖政府隐性担保产生的道德风险问题;后者则通过引入董事诚信义务,纳入债权人利益,构建董事信义义务的三元结构,以实现金融机构可持续发展的治理目标,从而起到规制道德风险的作用;反思与重构金融机构董事违反信义义务的损害赔偿责任制度,构建利益相关者派生诉讼制度,使其成为实现金融机构公司治理目标,规制金融机构道德风险的重要制度依托。五、金融机构监事会职能完善对道德风险的间接规制相较于其他行业公司的监事会制度,我国金融机构监事会的运作对银行业金融机构风险管控具有重要作用,应在“强化监事会实质性监督权力、优化监事会与独立董事会监督权限配置以及构建金融机构监事会激励与约束制度”问题上作出实质性的制度改革。与德国等国一样,我国监事会制度固有缺陷使其面临严重的公司治理困境,造成监事信义义务制度虚置,且我国公司监事会还存在独立性缺失、公司法激励与约束制度的结构性扭曲等本土化问题。以金融机构可持续发展为公司治理目标,结合我国公司内部特殊的监事会——独立董事复合监督结构,借鉴德日等国监事制度相关立法经验,通过构建金融机构监事会信息权、同意保留权与风险管理监督职责赋予其实质性的监督权力;构建针对监事会监督职能特点的薪酬制度与信义义务制度,确保监事会独立性的同时,激励其充分行使监督职权,从而在金融机构道德风险问题上发挥金融机构监事会内生的、间接的规制作用。
吴昊[4]（2020）在《公司章程防御性条款研究》文中提出公司章程于形式上作为从公司设立、经营管理到解散所必不可少的基础性文件,是公司内部的最高自治规范,却与实际中之功能相去甚远、名不符实,于法律适用的态度上模棱两可、争议不断。究其原因,表面上体现为自治章程与公司法规范之间的适用选择冲突,实际上在于如何寻求股东利益之平衡。针对股东利益平衡的规则设计作为我国《公司法》之应有之义,于理论上并无争议,然而纵观其法律制度设计,其多侧重于股东保护的“外围”制度,而很少直接深入到公司“内核”,尽管条文里也考虑到“股东利益之平衡”,但相应条款规定都较为笼统、零散,在实践中如何适用也是分歧不断。因为,当我们探讨股东利益平衡之时,还需要更为重要的条款与机制来推动“平衡”的实现,充分考虑控股股东、非控股股东的角色定位,考虑公司运行效率与经营自主性,考虑非控股股东的道德风险与利益博弈,还要考虑法律干预与意思自治的平衡界线问题。因此,对于公司章程中防御条款的设置及其效力的发挥与重视,并且在《公司法》规范中予以体现并形成互补融合,显得尤为重要。针对公司章程防御性条款的研究,本文分为四个章节展开探讨:第一章为公司章程防御性条款的基础理论。公司章程防御性条款在我国属于全新的制度概念,因此需要从基本内涵、创制基础、基本功能进行阐释,同时还需要借助类型化的方法明确其体系结构。首先是内涵方面,笔者通过词译与词源的探究对公司章程刚性条款与公司章程防御性条款做出区分,将后者确定为调整前者的引致条款。明确公司章程防御性条款的定义为:公司章程防御性条款是在公司自治下,将公司章程某些特定的条款的修改或撤销的难度增加的公司章程条款。公司章程防御性条款同时具有特别决议的必要性、调整的严格性、内容的复杂性、目的的保护性等特征。其次是探明创制公司章程防御性条款的基础,一方面肯定了公司章程的契约性与公司法的赋权性,另一方面论证了公司自我创设章程条款的法律空间以及对公司章程事项调整的正当性。再次,阐述公司章程防御性条款的功能,包括限制资本多数决滥用、强化公司章程自治、平衡主体利益、降低代理成本等基本功能。最后,通过公司章程防御性条款的类型化,将其区分为公司决议实体权利事项与公司决议程序性事项两大类别,同时进一步明确各类别的边界与子类别,确定后文展开论述的框架。第二章为实体性公司章程防御性条款。所谓实体性公司章程防御性条款是指针对公司决议实体性事项所作出的章程防御性条款,而公司决议实体性事项是指一项公司决议通过时所涉及的股东权利,解决的是权利的有无与“多少”的问题。本章主要就三个主要类型,即召集权调整型防御性条款、提案权调整型防御性条款和表决权调整型防御性条款,进行理论背景梳理、现行法检视与比较法考察、规范适用的司法实践与市场实践分析等方面的研究,得出以下结论:首先是召集权调整型防御性条款。笔者以股东会的召集事由为标准将其进一步分为首次股东会会议、定期股东会会议和临时股东会会议三个子类别。就首次股东会会议而言,允许设置首次股东会议召集权调整型防御性条款来调整个别或部分发起人的召集权;同时可以赋予其他股东首次股东会议召集权。就定期股东会会议而言,设置公司章程防御性条款时不应完全剥夺股东的召集权,但可以调整行使召集权的持股比例与持股期限要求,另外,对召集权行使的前置程序设置则应持谨慎态度,亦即区分具体情况而定。就临时股东会召集权而言,设置公司章程防御性条款时不应剥夺股东的召集权,但可以调整行使召集权的持股比例、持股期限和前置程序的要求。其次是提案权调整型防御性条款。经研究发现,不能通过公司章程防御性条款的设计,将股东提案权的性质由少数股东权改变为单独股东权;允许公司章程就股东提案权主体资格的要求进行自治性规定;允许公司章程就提案排除规则与提案行权程序进行设置。最后是表决权调整型防御性条款。笔者从法释义学的角度对我国现行法进行剖析,将其分为表决权的归属、表决权的排除、表决权的配置和表决权的二次配置四个部分展开讨论。就表决权的归属部分,应否定公司章程条款对公司内部成员表决权归属的调整,同时否定公司外部关系对表决权归属的调整。就表决权的排除部分,缺乏正当事由时不能通过公司章程防御性条款对股东表决权进行剥夺;股东能够享有放弃其表决权的权利,但公司章程防御性条款可以对其权利放弃作出限制;允许公司章程防御性条款对于表决权排除的原因事项进行修正性补充,但应遵循符合有益于公司整体利益的提升或公司整体利益减损的防止,以及规避股东个人利益的不当减少,且如果需要减损股东利益亦应当符合正义要求的标准。表决权的配置部分。应当在部分行业领域开放差异性表决权结构的设置限制,在此基础上允许公司章程防御性条款就特别股的比例安排、转让限制做出调整;限定表决权配置架构设计的适用时间为首次公开招股前;允许公司章程防御性条款限定特殊表决权的适用范围。表决权的二次配置方面,允许公司章程防御性条款就被授权主体的资格、授权期限以及二次配置下的表决权行使形式进行调整。第三章为程序性公司章程防御性条款。所谓程序性公司章程防御性条款,即针对公司决议的形成相关的程序性规则作出调整的公司章程条款。本章主要就三个主要类型,即决议通过比例调整型防御性条款、表决机制调整型防御性条款和议事方式调整型防御性条款,进行理论背景梳理、现行法检视与比较法考察、规范适用的司法实践与市场实践分析等方面的研究,得出以下结论:首先是决议通过比例调整型防御性条款。笔者进一步将其区分为决议通过比例提高型与定足数要求型两个方面。就前者而言,应允许公司设置防御性条款对表决事项的通过比例进行提高,以及对特别决议事项的适用范围扩张。对于后者,应允许公司设置防御性条款对定足数作出要求,在设置前还应当明确计算基数以出席股东所代表的表决权所占全体表决权的一定比例为标准进行的章程条款设计;明确定足数的设计应考虑决议的公平性与效率性因素;明确定足数确定时间为会议开始时。其次是表决机制调整型防御性条款。笔者将其又区分为拆分表决型、类别表决机制型、特定股东同意型三个子类别。拆分表决型方面,允许设置相应内容的公司章程防御性条款,但同时应将拆分表决的适用限定为出于“便利”需求的满足而持有他人股份的主体,并满足相应的设置期间、通知形式等程序性要求。类别表决机制型方面,应当允许公司章程设置相应的类别表决条款,参照普通股东会议的程序性规定,同时公司章程应就会议决议通过机制、决议通过条件、决议事项进行细化规定。特定股东同意型方面,笔者对设置此内容的公司章程防御性条款效力持肯定态度,但是其主体范围、行权期限应当受到严格限制。最后为议事方式调整型防御性条款。其中又包括股东会议通知调整型防御性条款与股东会议议事方式调整型防御性条款。就前者,应允许通过设置公司章程条款对召集通知方式以及召集通知期间进行调整;就后者则存在数项设置限制,包括其适用主体仅为非公众公司,设置书面决议规则的公司章程条款不应突破一致同意规则,应当明确列举采取一致决的公司决议事项。第四章为公司章程防御性条款运用的检视与回应。公司章程防御性条款的设置从调整股东之间的利益平衡出发直到影响公司整体利益,主要涉及到了股东以及公司两个层面。因此本章将公司章程防御性条款制度代入这两个层面,从宏观到微观的角度进行制度检验,考察是否能解决原有问题,是否会产生新的问题,以及新的问题如何克服。在公司层面,公司章程防御性条款制度能够一定程度上舒缓当下公司制度初衷背离问题,缓和代理成本问题以及缓解公司治理的模板化问题。然而在此层面依然存在回归公司制度初衷效用的局限性,会产生新的代理问题以及公司治理模板化的引导需求问题。在公司股东层面,首先在公司制度方面,能够协调公司决策逻辑与股东利益保护的冲突、提升股东权利意识改善权利弱化现实。但依然存在股东利益保护的矫正过度的危险以及股东积极行权有限性的问题。其次在规范适用方面,能够完善股东保护路径、提高股东权益侵害成本,但缺少相应的一般规定及其配套规则进行引导。最后在市场实践方面,顺应了股东积极主义与网络时代股东民主的崛起现实,弥合了股东积极主义制度与本土股东利益保护制度嫁接的罅隙。但当下公司法规范对于股东参与公司治理的规定未臻细致,部分领域缺少明确的公司内部治理空间以及具体的规范指引,制度的直接适用存在障碍。对于以上问题本章从两个方面进行回应。第一个方面,应当建构股东受信义务制度,笔者在本节从其必要性、理论支撑、规范支撑以及制度内容的角度进行阐释。第二个方面,提出相应的规则完善建议,包括公司章程防御性条款规则范式的选择、公司章程防御性条款的一般规则以及公司法中对应公司章程防御性条款规则的具体条文完善。
陈林[5]（2020）在《我国上市公司章程反收购条款法律规制研究》文中研究表明自1993年的“宝延风波”后,我国证券市场上掀起了一波又一波收购与反收购的浪潮,“野蛮人”踢门案件层出不穷,比如着名的“宝万之争”、开南系举牌新梅置业、阳光保险举牌伊利股份,这对我国整个资本市场产生了巨大影响。为了抵御敌意收购,驱逐门口的野蛮人,各种各样的反收购措施如雨后春笋一般不断冒出。章程反收购条款作为反收购措施的一种,由于其集成本低廉、修订便利、反收购效率高等众多优点于一身,在野蛮人踢门事件不断增多的资本市场中被不少上市公司所青睐。但是,反视我国的相关法律体系,缺少对上市公司章程反收购条款的法律规制。第一,缺乏上市公司章程反收购条款的合法性审查标准;第二,上市公司章程反收购条款决定权的归属不明确;第三,缺乏审查上市公司章程反收购条款合法性的专门机构,监管部门的处罚措施缺乏有效性;第四,保护中小股东利益的标准缺失;第五,针对信息披露义务的规定不完善。鉴于此,本文通过以下六章,来完善我国上市公司章程反收购条款的法律规制。本文一共包括六章:第一章,阐述上市公司章程反收购条款的相关概念之网,对上市公司章程反收购条款进行价值分析。第二章,通过对立法现状以及典型判例的梳理,得出我国上市公司章程反收购条款法律规制存在的问题。第三章,总结我国上市公司章程反收购条款的合法性判断原则。第四章,按照作用对象不同,将我国上市公司章程反收购条款分为以限制股东权利为核心和以控制董事会为核心两大类。运用类型化分析和实证分析的方法,对所收集的我国沪、深两市568家上市公司的章程进行考察。总结出我国上市公司章程反收购条款的运行状况和存在的问题,并对六类常见的上市公司章程反收购条款的法律效力进行判断。第五章,对域外相关法律规制进行考察,总结出域外法律规制对我国的借鉴之处。第六章,结合我国现阶段国情,总结出我国对上市公司章程反收购条款法律规制的原则性建议,并提出针对六类常见的上市公司章程反收购条款的具体法律规制路径,制定示范性清单。
钱俊成[6]（2020）在《资产管理人信义义务研究》文中指出资产管理是特许经营的金融业务,是我国金融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通过现行法和政策来规范该行业。但实践中,资产管理已经沦为“影子银行”的重灾区,具有极高的金融风险。同时,由于该行业中信义义务的长期虚置,导致资产管理人在财富管理的过程中或忽视、或逃避、或违背信义义务,使投资者投资本息因此受到了很大的损失。这一方面为众多家庭的生活蒙上了“阴霾”,另一方面也不利于金融市场健康发展和社会的和谐稳定。出于预防金融风险,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促进建成和谐社会的目的,监管机构于2018年4月联合颁行了《关于规范金融机构资产管理业务的指导意见》,它标志着我国资产管理法律规制改革的正式启动。但令人遗憾的是,本轮改革以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为目的,侧重于通过“表外业务”等方法将资产管理人的风险转嫁于投资者。但这进一步加大了投资者的风险,与“切实保障金融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要求背离。同时,该种做法欲从根本上抵御金融风险的意义甚微,只能延缓它的发生。原因在于投资者是金融行业的命脉,而对信义义务仍然虚置的资产管理必将因此失去投资者的信任。为了解决投资者合法权益易受侵害但又缺乏有效保护的现实问题,为了缓和金融风险控制和私益保护的冲突,为了资产管理行业的稳健发展,因而需要对资产管理人信义义务作专题研究。概言之,对资产管理人信义义务的研究是基于社会现实问题倒逼下的理论研究,它着眼于对实践中问题的解决,具有切实的现实意义。“金融法中一些基本概念并非是对金融现象的简单映射,而是承载着确立特定金融领域中各种权限配置的功能”。应当注意到,资产管理发轫于普通的民事活动,逐渐演变为特别的金融业务,其在当下的我国正朝着“代客理财”本质的回归。并且,在对我国资产管理历史脉络、现行法和政策考察的基础上,发现四个方面的法律和法理缺陷造成了我国资产管理人信义义务的虚置:一是信义义务的法理不清,导致负有信义义务的资产管理人的范围模糊;二是我国当前法律制度下的信义义务仍停留在英美法系那种松散的“义务束”状态,缺乏应有的内在逻辑,造成学者对资产管理人信义义务具体内容的各执己见,不能形成系统的、可依照执行的、统一的具体规则;三是上述两个问题致使资产管理人违反信义义务的法律责任不清,难以有效规范业务行为和有效指导司法实践;四是上述三个问题还可归结于资产管理人信义义务在立法上缺乏整体设计,使“统一同类资产管理产品监管标准”难落实处。针对资产管理人信义义务进行研究,首先需要明确信义义务本身的来源、功能、性质,然后分析其内在的构成要素。在明确了信义义务的内部构造后,信义义务在资产管理中的生成逻辑也随之清晰,资产管理人信义义务被触发。从本源上看,信义义务产生于实质的信义关系,是对信义关系下当事人所订立合同不完全性的补充,因而信义义务是一种“填补性”规则。换言之,对于某个具体的受信人而言,其是否负有信义义务需要考察“施信人”的自我保护状态和替代性保护方案。从功能上看,信义义务产生的要旨在于对受信人可能存在的道德风险的规制,从而调整当事人之间基于信任建立起的权利义务关系。从性质上看,信义义务作为一项法定义务,不同于合同的约定义务,不能被当事人协议约定而排除,在规范受信人行为方面具有刚性。然后,分析信义义务的内在构成,即在同其他法律关系相区别的角度探讨信义关系的特征,从信义义务的内部视角确定其构成要素。主观上的信任与客观的信任状态,实际上解释了信义义务产生的逻辑与要求。前者明确了受信人与“施信人”之间应具备的信任基础,是信义义务内在构成的起点,后者则在客观上赋予了受信人处理事务之能力,成为信义义务中最为重要的构成要素。这有力地解释了由“委托——代理”关系、“信托关系”构成的资产管理中的信义义务产生。也就是说,对于以信托展开的资产管理而言,资产管理人自然负有信义义务,这是由信托本质决定的。但对于以“委托——代理”形式展开的资产管理,则需要判断资产管理人究竟是否被投资者施以主观上的信任,以及是否被赋予了充分的自由裁量权,只有既存在主观上的信任,也具有充分自由裁量权时,资产管理人才负有信义义务。另外,信义义务在资产管理中的产生逻辑也可以帮助解决资产管理司法实践中的难题。例如通过对2018年出台的《资管新规》中要求禁止通道业务及刚性兑付作出解释,从而真正明确资产管理人信义义务的核心内涵与外延,更好地规范资产管理人行为,构建资产管理人信义义务的规范体系。接着,资产管理人要正确履行信义义务,离不开信义义务内容的完备。也只有完备的信义义务内容,才能发挥法的指引作用。然而,我国无论《信托法》《公司法》还是《资管新规》,对信义义务的内容规定都过于原则性或者粗糙,难堪大任。这也是我国资产管理人信义义务被长期虚置的核心原因。要针对中国现状和资产管理人所处的特定交易结构制定细化的、可落实地的信义义务具体内容,首先依赖于信义义务内容界定标准的构建。该标准的构建需要在两个层面上落实:一是信义义务与其他义务的区分,这决定了某具体义务能否纳入到信义义务中来;二是信义义务内容间的逻辑梳理,这决定了某具体义务的归属。然后,根据前述界定标准,可以有效厘定中国法下作为特定受信人的资产管理人信义义务的内容范围,并将英美法下松散的“义务束”归类,构建资产管理人信义义务的具体内容;三是鉴于资产管理人负有信义义务内容的差异从根本上还应取决于投资者的区别,故将投资者作合理地类型化区分,并由此分析资产管理人负有信义义务的具体内容差异具有现实意义。这也是对“统一同类资产管理产品监管标准”的具体落实;最后,分析资产管理人在履行信义义务时应达到和满足的客观标准,这是出于对“法不强人所难”的法的价值的考虑。即使资产管理人负有信义义务,也需要有具体的义务规则可供执行;违反信义义务给投资者造成的损失的,亦需要法的救济。应当注意到,违反信义义务的责任,与违反合同的责任,两者在原理上是相通的:都是违反了信义义务期待的资产管理人应达到的第一性义务标准,由此所导致的第二性义务。同时,违反信义义务的法律责任可从两方面分析:一方面是对投资者的责任,另一方面是对受托财产的责任。前者是要求资产管理人对财产进行管理,所产生的收益必须交给投资者。否则,需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后者的意思是资产管理人在资产管理中管理受托财产不当致使财产遭到损害或者损毁,资产管理人对受托财产负有恢复原状或赔偿损失等法律责任。也就是说,根据救济途径的区别,投资者的救济权包括两类:既可能是对物的,也可能是对人的。最后,由于我国《信托法》在移植过程中的“异化”和资产管理业务“法律关系认定的多样化”,造成现行《信托法》难以承载统一规制资产管理人信义义务的使命。因此,借鉴域外典型的立法路径,探求我国资产管理人信义义务的体系化路径就显得非常必要。分属两大法系的英国、美国、德国、日本规范资产管理人信义义务的相关规则为我国资产管理人信义义务的体系化构建提供了可参考的范本。综合考虑下,我国资产管理人信义义务的规则应当以体系化的思路来考量,需要多个位阶的法律法规进行共治,形成一个“基础法律+监管法规+自律规则”的系统化规则体系。即以《民法典》为指导,《信托法》《证券法》《证券投资基金法》为框架,金融监管法规予以细化,自律规范进行补充。于其立法,可以采取一种阶段式、渐进式的立法策略。另外,在确定了我国资产管理人信义义务的立法模式后,还需要进一步落实信义义务的框架构建。这更好地为实践中问题的解决画上了句号。
卫恒志[7]（2019）在《双层股权结构法律制度研究》文中指出本文以具有不同表决权安排的双层股权结构法律制度为研究对象,以我国推动经济创新发展和全球资本市场竞争加剧为研究背景,以拥有超级表决权的控制股东与拥有弱势表决权的中小股东之间的代理问题规制为基本进路,综合运用规范分析和功能比较的方法,论证双层股权结构制度的法理基础,比较借鉴域外资本市场发达法域的先进经验,解构我国当前双层股权结构制度体系的两大支柱——优先股与差异化表决的核心规则,剖析其可能存在的影响预设制度功能实现的问题,并提出切实可行的破解方案,以期完善在实现企业创始人控制权愿景与维护中小股东合法权益双重价值目标之间实现动态平衡的,契合中国实际的双层股权结构法律规则体系。双层股权结构是对传统公司法中“一股一权”原则的背离,后者因建立在股东利益同质化的错误逻辑前提之上,存在着遏制公司意思自治空间、无法满足多元化股东的异质化利益偏好、增加公司控制权集中的成本、导致股东之间的实质不平等诸多缺陷,所以逐渐被各国立法所修正。取而代之的双层股权结构则将股份的表决权与收益权进行非比例性配置,允许公司发行表决权数高低不同的股份,表决权数较高的股份由公司创始人或者管理层所持有,而表决权数较低甚至无表决权的股份由公众股东所持有,既充分尊重了公司意思自治、契合异质化股东的多元化投资偏好,又有助于激励创始人创新发展、实现企业家特质愿景、推动公司长期价值成长,因而受到愈来愈多的创新企业的青睐。不过也应当注意到,在存在上述诸多优势的同时,双层股权结构制度也可能产生恶化代理问题、导致公司内部监督失衡的风险。对此需要通过公司法当中降代理成本的监管策略与治理策略加以规制。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与资本市场竞争的加剧,双层股权结构制度在世界范围内呈现出趋同化的发展态势。一方面,为推动创新发展,提升经济效益,各法域立法机关在公司法中普遍引入内容丰富的类别股份制度,如规定公司可以发行的股份的种类、每种股份的内容、股份发行条件、种类股权变动条件以及对反对股东的救济、分类表决程序等具体内容,允许公司根据自身实际需求进行自由选择。另一方面,为提高资本市场竞争力,吸引全球企业上市,各法域证券交易所纷纷修改上市规则,允许双层股权结构公司上市融资,如明确规定双层股权结构公司的上市条件、持股人资格、公司治理标准、信息披露要求等等,在吸引创新企业上市的同时也注重对其可能导致代理问题恶化风险的严加防范。从域外相关立法与交易所上市规则来看,对于双层股权结构的潜在代理风险所采取的法律规制策略可以分为两类:监管策略与治理策略。监管策略通过严格规定双层股权结构的适用条件,试图直接约束控制股东的行为。对此,各法域所选择的法律机制主要包括:其一,适用公司准入限制。如要求采取双层股权结构的上市公司须为创新企业、其市值须达到一定财务指标、并且只能在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前采用。其二,拥有超级表决权的持股人资格限制。如要求其必须担任公司董事,并且持有公司股份数额不低于一定比例。其三,超级表决权行使限制。如超级表决权能够行使的最高表决权数限定,以及行使事项范围的限定。其四,超级表决权存续限定。如在发生股份转让、主体失格或股权稀释等触发事件时,超级表决权股份将自动转换为普通表决权股份。其五,限定公司发行的弱势表决权股份数额。治理策略则是通过权利赋予及独立监督机制引入,以期提升弱势表决权股东对于超级表决权股东的制衡能力。对此,各法域所采取的法律机制主要包括:其一,建立类别表决机制,凡是可能影响到类别股东权益的事项须经类别股东单独决议通过。其二,赋予弱势表决权股东特别的救济权利,如表决权恢复行使与股份回购请求权等。其三,增强独立董事的独立性、赋予其更大权力以监督控制股东。为便利科技创新企业融资与增强本土资本市场国际竞争力,我国亦因应国际发展趋势,逐步形成以优先股和差异化表决为两大支柱的双层股权结构法律制度体系。在肯定其积极意义的同时也不应忽视可能存在的问题,如立法体系不完整、弱势表决权股东保护不足、监督机制失衡等。对此,可以通过如下途径加以解决:其一,修改《公司法》,以建立完整的双层股权结构制度体系。其二,完善类别表决机制、改革表决权恢复行使与赎回权、扩大转换权主体、确立异议类别股东股份回购请求权、以加强对弱势表决权股东的保护力度。其三,变革公司内部监督机制,增强独立董事与监事会对控制股东的双重监督能力。其四,强化控制股东的信义义务,使其控制权行使受到法律责任的约束。其五,提高信息披露义务标准,确保公众投资者对于投资风险的知情权。
卢瑾[8]（2019）在《我国不同形态的公司属性与公司法体例修改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公司形态结构在公司立法中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其分类合理与否会直接影响公司法的框架与目标的实现。国内外的公司法在修改变革之时总是伴随着公司形态的调整。从公司形态整体发展变动的特点来看,各国公司形态在调整原形态规定的同时也创新着新形态,公司形态的区分标准主要分为形式、实质和混合标准,每种公司形态都代表着以股东为主的多样化利益组合,而究其根源,公司形态发展变化的原因则在于不断满足实践中股东对其所出资的公司财产的运作方式需求。公司形态之所以有差异,实质原因在于公司形态背后所代表的财产运作方式的差异,这便是不同形态的公司本质属性差异。通过对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自诞生之日起的制度价值和各国的具体实践看,股份有限公司最初定位于开放式的大规模公司,股东间接控制公司财产运作。而有限责任公司则是为了扩展有限责任的适用创造出的一种新公司形态,公司财产运作由股东直接控制。对两种形态的公司属性差异进行梳理:第一,公司财产形成方面,有限责任公司投资者的股权以出资份额体现;股份有限公司股东的股权以股份体现。第二,两类公司本质属性差异——公司财产运作方式方面,首先二者经营控制理念不同,有限公司股东对其出资财产有着较强的控制欲,而股份有限公司投资者股东对公司财产的直接控制欲并不强烈。其次组织管理方式不同,有限公司通常可由股东全面管理公司,而股份公司则是董事会管理。再次股权流通性方面不同,有限公司股权通常对外转让不自由,而股份公司股票可以自由转让。此外,清算制度不同,对于清算义务人的选择上有限公司应该尊重先前公司正常经营时期的管理方式,股份公司则大多为董事担任。同时,信息披露与会计制度不同,鉴于有限公司股东掌握第一手资料,不涉及任何披露义务（除非上市发行债券时）,会计要求可简化;而股份公司则要求履行强制性的信息披露义务,且国际上股份公司的运作方式逐渐向英美会计模式靠拢,强调高透明度与保护投资者。最后,法律规范的性质配置不同,有限公司多配置以任意性规范,股份公司则需配置较多强制性规范。我国不同形态的公司立法存在偏离其属性的问题,造成二者差异弱化,区分度低下。面对我国现行公司法的规定,不论试图以人数、规模、股权表现形式为标准,还是试图运用法理即以人合或资合为标准,都难以将两种公司类型区分清晰,即两种公司的本质属性未能在立法上得到适当的安排,我国公司立法未能彰显二者的本质属性区别即公司财产运作方式的区别,这恰是两种公司实质意义上的区分标准。具体来看:第一,二者经营控制理念和管理运作方式区分不足,有限公司没有彰显出股东直接控制经营公司的理念,在机构设置与职权、资本多数决的表决方式等方面规定均与股份公司相差无几;存在的唯一较大区别则在于股份公司的上市特别规定,然而关于上市公司治理也存在不少规定不到位的问题。第二,股权转让方面,股份公司股权的流通性常因法解释和实践中封闭性股份公司的存在时有争议,有限公司独具特色的优先购买权制度也不利于保护个别股东资金实力不足情形下的人合性。第三,清算制度上有限公司清算组均由股东组成的规定不准确,且二者都忽略了章程自治的地位。第四,信息披露与财务会计报告方面,未对二者做出恰当区分,股份公司对投资者股东的权益保护不足。第五,法律规范的配置方面,有限公司任意性规范不足,而股份公司强制性规范不足。我国两种形态的公司在立法上应体现其各自的本质属性,对此有以下修改建议:首先基于两类公司本质属性在公司法体例上作出调整:取消有限公司50人的上限规定,将封闭性的股份公司并至有限公司之中,统合封闭性资源,明晰两类公司关于封闭的属性界限;同时联系我国实践将股份公司细分为非上市公众公司与上市公司;取消无实践意义的股份公司募集设立方式。然后在此体例之下,基于本质属性对两种形态的公司财产运作方式进行有差别的具体设计:第一,在经营控制理念和管理运作方式上,有限公司应更多地体现灵活自治的特点,组织机构不必“三会”齐全,管理方式可向美国LLC借鉴。表决上可以采取人头表决方式。而股份公司则需要“三会”齐全,并加大独立董事和监事会的监督力度。第二,在股权流通性上,股份公司股权流通的属性应在法解释上加以明确;有限公司优先购买权制度易侵害中小股东关于人合性的要求,有待商榷。第三,公司清算制度上,明确清算义务人概念;关于清算义务人的选择,有限公司应根据先前管理模式由执行业务的人担任,或由章程或股东会决定;股份公司为防止因公司僵局解散清算,应在原有条款“由董事或股东大会确定的人”之外新增一款“公司章程另有规定的依其规定”。第四,在信息披露与会计方法的改进上,股份公司应着重借鉴英美会计模式保护投资者理念,尽可能追求“真实公允”。第五,法律规范的配置上,应增加有限公司任意性规范配置;股份公司强制性规范的配置则应根据细分类型进行差异化的处理。此外,在立法体例的规范模式上,可采取条块相结合的公司法一般规范再加单行规范的形式。
胡鹏[9]（2019）在《保险机构股票投资法律规制研究》文中认为保险的本质是风险管理和分散,其意义乃在汇集个人力量,成立危险共同团体,于成员发生事故需要补偿时提供经济支助。在保险制度的运作中,保单持有人所缴交的保费累积形成保险基金,此一基金的规模甚巨且必须进行投资以确保其保值增值。保险机构股票投资是保险资金运用的重要领域,不仅能够提升保险资金的运用效率,更影响到股票市场的长期稳定发展。我国保险机构自2004年获准直接入市投资股票以来,保险市场与股票市场的联系与互动日益密切,保险机构挟庞大的资金已成为股票市场重要的机构投资者。但是长期以来我国保险机构未如主管机关所希冀的那样成为股票市场的压舱石和稳定器,也并未发挥长期稳定价值投资者的正面作用。反而在2015年下半年,保险机构在股票市场上激进投资股票,频繁大量举牌上市公司,甚至介入上市公司控制权争夺。保险机构股票投资行为的异化引发了资本市场的震动和社会公众对保险资金运用妥适性的广泛质疑。申言之,保险机构是股票市场上重要的法人机构,不仅在股票市场上投资以获取报酬,而且能够对上市公司经营决策行使投票权。如若保险机构挟庞大的资金优势控制被投资公司的管理决策,大举介入经营一般产业,将引发不公平的市场竞争及潜在的利益冲突。因此,如何规制保险机构股票投资行为,扼止保险业经济权力的滥用非常必要。第一章从保险机构股票投资的基础理论入手,剖析保险机构投资股票所蕴含的保险学原理,并界定保险机构投资者在我国股票市场中的角色定位以及法律规制的目标。具体而言,保险共同体吸纳保费转嫁风险的同时,也汇聚了大量资金,使保险业成为保单持有人财富的管理者,保险机构必须确保保险资金保值增值。再者,单纯提供风险保障的保险商品逐步发展成投资型保险,愈来愈具有金融理财和投资属性。因此,保险机构资金运用是保险资金保值增值的必然要求,也是投资型保险金融属性的现实吁求。我国保险机构并非一开始就被允许直接投资股票,而是在政策法规上经历了禁止、放松,直至完全放开的过程。2004年以来,我国金融监管机关在政策法规上允许保险机构直接入市,使得保险市场与股票市场的互动更加紧密。但我国保险业直接入市投资股票,其意义不仅在于拓宽保险资金运用渠道,我国金融监管机关更希望保险机构发挥长期价值投资的理念,充当股票市场的压舱石和稳定器。但长期的市场实践表明:作为长期投资、价值投资典范的保险机构投资者并没有成为稳定股票市场的重要力量,甚至在2015年大量举牌上市公司,引发上市公司的恐慌。保险机构股票投资链接到保险与股票两大市场,牵涉面广,产生的风险大,必须确保保险机构偿付能力充足,最大限度地保护保单持有人利益,并防止保险机构滥用庞大的资金优势。第二章以2015年我国保险机构激进投资股票,举牌上市公司事件作为分析对象,指出保险机构股票投资行为异化所衍生的风险点。具体而言,保险机构挟庞大的保险基金是股票市场上重要的机构投资者,对上市公司治理及股票市场的稳定起到重要作用。在历次改革资本市场与发展保险业的政策规划中,我国主管机关也希望保险机构发挥长期价值投资的理念,成为股票市场的稳定器和压舱石。然而,长期的市场实践表明:保险机构并未达成主管机关所设定的目标,反倒成为追涨杀跌的炒作者。特别是2015年以来,保险机构激进投资股票,大量举牌上市公司,使整个资本市场为之震动。保险机构颠覆长期价值投资的形象,成为舆论所指摘的“野蛮人”。我国保险机构之所以提升风险偏好,激进投资股票虽是多方因素叠加下的行为选择,但其可能衍生的风险不容小觑。例如,保险机构激进投资股票偏离了保险风险保障的主业,使保险机构沦为大股东控制权争夺的融资平台,并挟庞大资金优势扰乱正常市场秩序。第三章指出我国保险机构股票投资行为异化的根源在于利益冲突,并借助资本结构理论进行分析,描绘保险机构股票投资中利益冲突的发生机制,并提出化解利益冲突的具体路径。具体而言,我国保险机构股票投资中的利益冲突有内外两个层面。内部冲突是由保险机构股东与保单持有人股票投资偏好的异质性所致,表现为保险机构股东竭力规避监管规则,试图集中持有保险机构股权,实施高风险的股票投资行为。而在现行法下,保单持有人无法对保险机构实施有效地监控,其权益有受损之虞。外部冲突是在金融集团架构之下保险业与其他金融行业进行组织上的结合,导致保险机构股票投资行为受金融集团的操纵和控制,而非基于自身利益进行的独立决策。透过保险机构股票投资所衍生的乱象,其实利益冲突的产生有其深刻的制度原因和发生进路。针对内部冲突,以资本结构理论为分析工具,保险机构是高负债和高杠杆运作,保险机构股东因而存在比一般公司更高的代理风险。在自利性驱动之下,股东极易以保险资金进行豪赌从而投资股票。并且在保险机构发生财务危机时,股东也倾向于拖延增资,甚至掏空公司资产。为此,有必要保险股东与保单持有人利益冲突的平衡路径。其一,围绕“控制权转移”这一核心,构建对实际控制人的监管规则;其二,加强保险公司大股东适格性监管,维持保险公司股权结构的稳定性;其三,强化保险公司股东及实际控制人的法律责任。而针对外部冲突,在金融控股集团的组织架构中保险子公司的公司治理容易失灵,衍生出与整个集团及其他子公司的利益冲突问题,使得保险子公司投资股票的自主决策机制失灵,而沦为金融控股集团的附庸。为此,有必要构建金融控股集团中保险子公司的“内部防火墙”,以期维持保险机构股票投资决策的科学性与行为的独立性,阻绝或限制金融控股集团对保险子公司行为的不当影响和控制。第四章通过导入我国台湾地区早已出现的保险机构肆意介入上市公司控制权争夺的事件,介绍我国台湾地区“保险法”的两度修改,并剖析其背后所蕴含的“金融与商业分离”的基本法理,以此为借鉴界定我国大陆地区保险机构股票投资的合理边界。具体而言,鉴于保险资金的长期性和安全性特征,我国保险机构投资者在股票市场上应作为长期价值投资者,并以财务投资为主,战略投资为辅。但是分析我国保险机构在股票市场上的行为表现,其在现实中存在消极炒作与积极介入两种倾向,导致其偏离长期价值投资的轨道,严重背离财务投资和战略投资两重角色。保险机构股东和保单持有人的风险偏好差异,以及保险机构普通账户中自有资金和外来资金混合运用更加剧了利益冲突行为。2004年我国台湾地区也曾出现保险机构不当投资股票,并帮助一致行动人介入上市公司经营的事件。也引发了理论和实务界对保险资金运用妥适性的广泛争议,同时我国台湾地区“保险法”两度进行修改以规制保险机构股票投资行为。申言之,我国台湾地区“保险法”第一百四十六条之一第三项通过剥夺保险机构对被投资公司股东权的方式,来强化保险机构短期财务投资属性。但这一规定严重违背股东平等的基本法理,实有矫枉过正之嫌。纵观我国台湾地区的金融法规,限制或剥夺金融机构对被投资公司股东权的规定广泛存在。这表明我国台湾地区在法规上推动金融混业的同时,仍严格限制金融机构参与被投资公司经营,以贯彻“金融与商业分离”的价值导向。“金融与商业分离”的立法精神也应统一落实到大陆地区保险机构股票投资和股权投资的监管规则当中。其次,对保险机构财务投资和战略投资实施差异化监管。对保险机构战略投资的行业范围限制应出台“保险相关事业”清单,并着重加强对保险机构财务投资行使表决权的制度引导。第五章着重论证投资型保险在保险机构投资股票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并通过剖析投资型保险的基础法律关系,引入金融法中的“信义义务”,以此规制保险机构不当投资股票行为。具体而言,传统保障型保险的法律关系十分简单,保单持有人与保险人之间通过保险契约进行连结,基础法律关系属于保险契约法的调整范围。而广大保单持有人所缴交保费所累积形成的保险资金之运用行为则由保险业法进行监管,其主要目标为确保保险机构偿付能力充足。而保单持有人与保险机构投资行为、投资目标两者间不产生任何法律上的联系。但从私法关系的视阈分析,保险机构股票投资是保险机构受广大保单持有人的委托,将缴交的巨额保费投资于股票市场,进而获取利润的行为。前端的保单持有人利益保护与后端的保险机构股票投资行为规制,此二者的连结点便是投资型保险。因此,保险机构股票投资除应置于公法监管之中,还应当受私法关系的规制。通过剖析投资型保险的基础法律关系,保险机构对保单持有人应负有信义义务。由此建立起保险机构股票投资的信义义务规则。包括保险机构事前应慎重选择所投资的股票种类,遵循谨慎投资原则,禁止不公平对待保单持有人,也不得利用股票投资从事利益输送行为。
邓华成[10]（2019）在《公司章程中反收购条款研究》文中指出近年来,我国上市公司收购市场越来越活跃,出现了诸如宝万控制权之争事件,未经目标公司管理层同意而进行敌意收购,对资本市场产生一定震动。为了减少公司被敌意收购,许多公司通过修改公司章程设置反收购条款,意图增加敌意收购方的收购成本或控制公司的难度。但反收购条款的合法性问题一直受到质疑,实践中往往是证券交易所通过发送问询函给上市公司进行监管,其效果并不明显。鉴于此,本文有必要对反收购条款进行深入探讨,运用实证研究法进行实践考察,并借鉴国外反收购规制的先进经验,探讨我国反收购条款的效力判断及规制路径。首先,对上市公司章程的反收购条款基本含义以及反收购条款的价值问题进行梳理分析,认为上市公司章程中反收购条款是我国沪深两地上市公司在章程中设置的抵御敌意收购的条款,并经过股东大会同意。同时,在肯定反收购条款正面价值的基础上进行对反收购条款规制。其次,运用实证研究法考察我国沪深两地上市公司章程条款的实际运行,基于此分析反收购条款合法性问题。判断限制股东权利型条款的合法性问题,需要考量股东的信义义务,不得滥用权利损害其他股东利益。对于超级多数决条款,提高多数决比例应结合公司股权结构进行分析,以是否使大股东拥有一票否决权为判断标准。对于高于法定3%股东持股比例并设定持股期限的限制股东提案权条款,违反股权平等原则。对于低于法定5%比例的信息披露条款,违反强制性规范而无效。对控制董事会的反收购条款,重点是关注董事是否尽到忠实义务与信义义务。公司章程对董事任职资格的具体规定是结合公司自身状况对《公司法》的补充,应把握是否限制股东的董事提名权进行判断该类条款效力,结合市场合理性分析金色降落伞条款效力问题。另外,从成文立法与判例法方面横向对比研究国外反收购立法规制具有代表性几个国家的法律制度,美国主要是通过司法审查反收购措施的合法性,采用董事勤勉义务与商业判断规则进行判断,将反收购措施决定权交由董事会。而英国采用的是董事遵守注意义务及忠实义务的原则限制董事会权力,将反收购决定权交由股东大会。我国应借鉴英国的股东大会决定模式,坚持反收购决定权属于股东大会基础上下可做适当改进。最后,从构建反收购条款规制制度体系、加强行政监管以及完善司法审查保障中小股东司法救济权利三方面对反收购条款法律规制提出合理可行建议。应从顶层设计方面,构建反收购条款的规制制度体系,建立公司章程反收购条款示范清单并用概括加列举方式对反收购条款合法性判断提供指引,完善董事忠实勤勉义务与信息披露具体规定。从行政监管方面,首先应确立审查机构,结合我国本土情况,建议将证监会作为行政审查机构,可以在证监会下设反收购条款审查专门机构。针对目前我国在反收购条款侵犯股东权益缺乏必要的救济途径,应对《公司法》规定的股东诉讼制度进行完善,并针对弱势一方的中小股东搜集证据困难,将举证责任分配给董事会或控股股东。
二、我国现行独立董事制度剖析与建议（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我国现行独立董事制度剖析与建议（论文提纲范文）
（1）公众公司股东大会与董事会权力分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背景与意义 |
| 二、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框架 |
| 四、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股东大会与董事会权力分配的中国问题 |
| 第一节 我国股东大会与董事会权力分配的立法现状 |
| 一、股东大会与董事会的法律地位 |
| (一)股东大会的法律地位 |
| (二)董事会的法律地位 |
| 二、股东大会与董事会的权力构造 |
| (一)股东大会的权力构造 |
| (二)董事会的权力构造 |
| (三)剩余权力的归属 |
| 第二节 我国股东大会与董事会权力分配存在问题及解决方案 |
| 一、我国股东大会与董事会权力分配的现存问题 |
| (一)未能区分公众公司与私人公司 |
| (二)股东大会权力过于庞大 |
| (三)董事会独立性的严重弱化 |
| 二、股东大会与董事会权力分配的现有解决方案 |
| (一)控股股东中心主义模式 |
| (二)经理中心主义模式 |
| (三)董事会中心主义模式 |
| 三、股东大会与董事会权力分配的重思 |
| 第二章 股东大会与董事会权力分配的理念争鸣 |
| 第一节 公司权力分配的股东中心主义理念 |
| 一、基本立场 |
| 二、法理基础 |
| (一)所有权理论 |
| (二)委托-代理理论 |
| (三)公司合同理论 |
| (四)公司宪制理论 |
| 三、股东中心主义理念的最新修正 |
| 第二节 公司权力分配的董事会中心主义理念 |
| 一、基本立场 |
| 二、法理基础 |
| (一)利益相关者理论 |
| (二)团队生产理论 |
| (三)社群理论 |
| (四)实体最大化及可持续性理论 |
| 第三章 股东大会与董事会权力分配的域外实践 |
| 第一节 大陆法系股东大会与董事会的权力分配 |
| 一、德国股东大会与董事会的权力分配 |
| (一)股东大会的权力分配 |
| (二)董事会的权力分配 |
| 二、法国股东大会与董事会的权力分配 |
| (一)股东大会的权力分配 |
| (二)董事会的权力分配 |
| 三、日本股东大会与董事会的权力分配 |
| (一)股东大会的权力分配 |
| (二)董事会的权力分配 |
| 四、韩国股东大会与董事会的权力分配 |
| (一)股东大会的权力分配 |
| (二)董事会的权力分配 |
| 第二节 英美法系股东大会与董事会的权力分配 |
| 一、英国股东大会与董事会的权力分配 |
| (一)股东大会的权力分配 |
| (二)董事会的权力分配 |
| 二、美国股东大会与董事会的权力分配 |
| (一)股东大会的权力分配 |
| (二)董事会的权力分配 |
| 三、澳大利亚股东大会与董事会的权力分配 |
| (一)股东大会的权力分配 |
| (二)董事会的权力分配 |
| 四、加拿大股东大会与董事会的权力分配 |
| (一)股东大会的权力分配 |
| (二)董事会的权力分配 |
| 第三节 域外股东大会与董事会权力分配之总结 |
| 一、域外股东大会与董事会权力分配的存异 |
| (一)二元制与三元制 |
| (二)股东大会中心主义与董事会中心主义 |
| 二、域外股东大会与董事会权力分配的趋同 |
| (一)股东大会的权力逐渐缩小且以法律明定范围为限 |
| (二)董事会的权力逐渐扩大且为概括性规定 |
| 第四章 股东大会与董事会权力分配的总体思路 |
| 第一节 股东大会与董事会权力分配的考量因素 |
| 一、公司人格 |
| 二、股权结构 |
| 三、经营效率 |
| 四、利益冲突 |
| 五、社会责任 |
| 第二节 股东大会与董事会权力分配的理念选择 |
| 一、我国确立董事会中心主义的现实依据 |
| (一)公司法人本质实在说的确立 |
| (二)公众公司股权结构仍然高度集中 |
| (三)公司社会责任愈加受到重视 |
| 二、董事会中心主义下公司权力分配原理 |
| (一)股东大会与董事会权力分配的法律标准 |
| (二)股东大会与董事会权力分配的法律效力 |
| 第五章 股东大会与董事会权力分配的具体方案 |
| 第一节 公众公司股东大会的权力配置 |
| 一、人事任免权 |
| (一)董事提名权 |
| (二)董事选举权 |
| (三)董事解任权 |
| (四)薪酬决定权 |
| 二、公司重大变更决定权 |
| (一)章程修改批准权 |
| (二)重大资产重组批准权 |
| (三)公司终止决定权 |
| 第二节 公众公司董事会的权力配置 |
| 一、公司资本结构决定权 |
| 二、利润分配决定权 |
| 三、利益冲突交易审批权 |
| 四、敌意收购防御策略决定权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及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2）董事罢免制度探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言 |
| 一、问题提出 |
| 二、研究价值及意义 |
| 三、文献综述 |
| 四、主要研究方法 |
| 五、论文结构 |
| 六、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董事罢免制度概述 |
| 第一节 董事罢免的定义及特征 |
| 第二节 董事罢免的理论基础 |
| 一、公司内部治理制度中折射的董事罢免理论基础 |
| 二、董事与公司之间关系中折射的董事罢免理论基础 |
| 第二章 我国现行董事罢免制度的探讨与设计 |
| 第一节 我国现行法律制度对于董事罢免内容的归纳 |
| 一、现行公司法中的董事罢免 |
| 二、其他规范性文件中的董事罢免 |
| 第二节 现行董事罢免制度的不足 |
| 一、董事罢免实体立法不够完备 |
| 二、董事罢免程序规定缺乏可操作性 |
| 三、董事罢免司法介入存在空缺 |
| 第三节 现行董事罢免制度的完善与建议 |
| 一、董事罢免实体立法的完善建议 |
| 二、董事罢免实体立法的完善建议 |
| 三、董事罢免司法介入的完善建议 |
| 第三章 董事罢免后续问题的探讨 |
| 第一节 董事被罢免后的救济 |
| 一、综述 |
| 二、解除原因 |
| 三、请求数额 |
| 第二节 董事被罢免后的义务 |
| 一、董事罢免后义务的产生基础 |
| 二、现行公司法下对于董事罢免后义务规定的探讨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3）金融机构公司治理改革研究 ——以规制道德风险为核心（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选题背景与意义 |
| 二、研究现状 |
| 三、概念界定 |
| 四、研究框架 |
| 五、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金融机构公司治理改革的前提问题:廓清规制道德风险的必要性与可行性 |
| 第一节 金融机构道德风险的基本认识 |
| 一、金融机构道德风险的内涵 |
| 二、金融机构道德风险的表现 |
| 三、金融机构道德风险的危害性 |
| 第二节 金融机构道德风险形成的理论探析 |
| 一、金融机构道德风险形成的信息经济学解释 |
| 二、金融机构道德风险形成的法理解释:权利义务失衡 |
| 三、我国金融机构道德风险发生机制的本土化问题 |
| 第三节 后危机时代金融机构道德风险规制的检视与反思 |
| 一、金融机构道德风险规制的基本原理:激励相容 |
| 二、金融机构道德风险监管实践的困境与局限 |
| 三、金融机构特殊公司治理及其法律意义 |
| 四、我国金融机构道德风险规制的公司治理路径 |
| 第二章 金融机构公司治理改革的理论演进与基本原则 |
| 第一节 金融机构公司治理的股东利益至上理论 |
| 一、股东利益至上的理性基础与理论范式 |
| 二、股东利益至上的金融机构公司治理法律实践 |
| 三、金融机构公司治理视阈下股东利益至上的价值困境 |
| 第二节 金融机构公司治理的利益相关者理论 |
| 一、利益相关者利益保护的基本原理 |
| 二、利益相关者利益保护的金融机构公司治理法律实践 |
| 三、金融机构公司治理视阈下利益相关者理论的适用迷局 |
| 第三节 后危机时代金融机构公司治理改革基本原则 |
| 一、原则一:金融机构公司治理法律制度应服务于社会整体利益 |
| 二、原则二:以金融可持续发展为公司治理目标维护社会整体利益 |
| 三、原则三:金融可持续发展下改革金融机构公司治理法律制度 |
| 第三章 直接规制股东道德风险:金融机构股东责任制度重构 |
| 第一节 金融机构股东道德风险的形成:有限责任 |
| 一、股东道德风险的形成机理 |
| 二、股东道德风险的公司法规制:公司人格否认 |
| 第二节 金融机构股东有限责任的检视与改革 |
| 一、金融机构股东有限责任的制度沿革 |
| 二、金融机构股东有限责任的制度异化与规制虚空 |
| 三、金融机构股东有限责任限度突破的理论基础 |
| 第三节 我国金融机构股东责任的反思与重构 |
| 一、金融机构股东责任的路径选择与立法模式 |
| 二、金融机构股东责任规则的建构思路 |
| 三、金融机构股东责任的规则设计 |
| 第四章 直接规制道德风险:金融机构董事信义义务重塑 |
| 第一节 传统公司治理中董事激励与约束机制诱发金融机构道德风险 |
| 一、全球金融危机与我国金融实践视阈下董事激励与约束的法律考察 |
| 二、后危机时代金融机构董事激励与约束机制改革之检视 |
| 三、后危机时代金融机构董事激励与约束机制改革之反思 |
| 第二节 金融机构董事信义义务重塑 |
| 一、金融机构董事信义义务重塑必要性 |
| 二、金融机构董事信义义务重塑路径 |
| 三、我国金融机构董事信义义务重塑方案 |
| 第三节 金融机构董事违反信义义务的责任强化 |
| 一、我国金融领域监管与司法的权力配置格局重置 |
| 二、我国金融机构董事责任强化的立法路径 |
| 三、我国金融机构董事责任强化的司法路径 |
| 第五章 间接规制道德风险:金融机构监事职能完善 |
| 第一节 金融机构监事规制道德风险的原理与现实困境 |
| 一、金融机构监事规制道德风险的基本原理 |
| 二、金融机构监事规制道德风险的现实困境 |
| 第二节 金融机构监事会监督职能之完善 |
| 一、金融机构监事会信息权制度 |
| 二、金融机构监事会同意保留权与风险管理职责 |
| 三、金融机构监事会激励与约束机制 |
| 第三节 我国金融机构监事会本土化问题与制度改革 |
| 一、金融机构内部监督机制的法律供给现状 |
| 二、金融机构监事会法律制度评估 |
| 三、金融机构监事会制度改革建议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及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 后记 |
（4）公司章程防御性条款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研究缘起 |
| 二、研究综述 |
| (一)公司章程防御性条款的研究发展 |
| (二)公司章程防御性条款的含义 |
| (三)公司章程防御性条款的性质 |
| 三、研究意义 |
| (一)理论意义 |
| (二)实践意义 |
| 四、研究思路与方法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五、可能创新点 |
| 第一章 公司章程防御性条款的基础理论 |
| 第一节 公司章程防御性条款的内涵 |
| 一、“entrenched provisons of articles”的含义 |
| (一)“entrenched provisons of articles”的词译 |
| (二)“entrenched provisons of articles”的词源沿革与立法表达 |
| 二、公司章程防御性条款的定义与特征 |
| (一)公司章程防御性条款的定义厘清 |
| (二)公司章程防御性条款的特征 |
| 第二节 创制公司章程防御性条款的基础 |
| 一、公司章程的契约性 |
| 二、公司法的赋权性 |
| 三、公司自我创设章程条款的法律空间 |
| (一)从价值层面考察公司自我创设章程条款的法律空间 |
| (二)从规范层面考察公司自我创设章程条款的法律空间 |
| 四、对公司章程事项调整的制度基础 |
| (一)对公司章程事项调整的效力来源 |
| (二)对公司章程事项调整的界分:限制的界定 |
| 第三节 公司章程防御性条款的功能 |
| 一、限制资本多数决的滥用 |
| 二、强化公司章程自治 |
| 三、平衡公司不同成员间利益 |
| 四、降低权益保护的代理成本 |
| 第四节 公司章程防御性条款的类型化 |
| 一、类型化标准:公司决议的影响因素 |
| 二、公司决议实体权利事项 |
| (一)实体权利事项的内涵 |
| (二)我国现行法与比较法上对实体权利事项的规定及其类型化 |
| (三)对股东实体权利限制的两种方式 |
| (四)股东实体权利限制的藩篱:股东固有权探析 |
| 三、公司决议程序性事项 |
| (一)程序性事项的内涵与外延 |
| (二)我国现行法以及比较法上对公司决议程序性事项的规定及其类型化 |
| 第二章 实体性公司章程防御性条款 |
| 第一节 召集权调整型防御性条款 |
| 一、召集权调整型防御性条款的类型分析基础 |
| (一)召集权调整型防御性条款的定义 |
| (二)股东会召集权的制度本质 |
| (三)股东会召集权的类型化 |
| 二、首次股东会召集权调整探究 |
| (一)我国现行法基础与比较法分析 |
| (二)基于司法实践的现行法规则适用检视 |
| (三)关于首次股东会召集权的调整与防御性条款设计 |
| 三、临时股东会召集权调整探究 |
| (一)“定期股东会”召集权调整探析 |
| (二)临时股东会召集权调整探析 |
| 第二节 提案权调整型防御性条款 |
| 一、提案权的现行法基础与制度本质 |
| 二、股东提案权的比较法考察 |
| (一)主体资格要求 |
| (二)提案内容要求 |
| (三)提案权相关程序性规定 |
| (四)提案权审查规则 |
| (五)提案权的救济 |
| 三、实践中的股东提案权检视 |
| (一)我国股东提案权规则的再检视 |
| (二)我国股东提案权的行使异化现象 |
| (三)股东提案权困境出路探讨 |
| 四、关于提案权的调整与防御性条款的设计 |
| (一)能否通过意思自治完全取消持股比例的要求 |
| (二)能否调整提案权主体资格的要求 |
| (三)提案排除规则与提案行权程序的设置 |
| 第三节 表决权调整型防御性条款 |
| 一、表决权的类型分析基础 |
| (一)表决权的定义 |
| (二)现行法考察及其制度构成 |
| 二、表决权的归属 |
| (一)公司内部成员的表决权归属 |
| (二)公司外部关系对表决权归属的影响 |
| (三)对表决权归属主体调整的否定 |
| 三、表决权的排除 |
| (一)表决权排除的定义与分类 |
| (二)我国表决权排除的现行法检视 |
| (三)表决权排除的比较法考察 |
| (四)基于表决权排除机制的防御性条款设计可能 |
| 四、表决权的配置 |
| (一)表决权配置的定义与分类 |
| (二)表决权配置的法律表达、渊源与比较 |
| (三)对“同股不同权”股权配置结构的学术争鸣 |
| (四)我国建构多种表决权配置的规范、实践及借鉴基础 |
| (五)基于表决权配置的防御性条款设计可能 |
| 五、表决权的二次配置 |
| (一)表决权二次配置的基础 |
| (二)表决权二次配置的立法规则检视 |
| (三)表决权二次配置的市场实践考察 |
| (四)基于表决权二次配置的防御性条款设计可能 |
| 第三章 程序性公司章程防御性条款 |
| 第一节 决议通过比例调整型防御性条款 |
| 一、决议通过比例提高型 |
| (一)决议通过比例提高型防御性条款的概念与类型 |
| (二)决议通过比例提高的理论分析 |
| (三)特别决议事项扩增的规范探析 |
| (四)扩张特别决议事项的边界探索与防御性条款设计可能 |
| 二、定足数要求型 |
| (一)定足数要求型防御性条款的概念 |
| (二)股东会决议定足数的规范基础 |
| (三)股东会决议定足数的比较法考察 |
| (四)定足数要求型防御性条款的设计可能 |
| 第二节 表决机制调整型防御性条款 |
| 一、拆分表决型 |
| (一)表决权拆分行使的涵义 |
| (二)表决权拆分行使的学术争议与利弊分析 |
| (三)表决权拆分行使的规则基础与实践表现 |
| (四)表决权拆分行使的比较法考察 |
| (五)拆分表决型防御性条款的设计 |
| 二、类别表决机制型 |
| (一)类别表决机制型防御性条款的理论基础 |
| (二)我国现行规范与市场实践基础 |
| (三)比较法上的考察 |
| (四)类别表决机制型防御性条款的设计 |
| 三、特定股东同意型 |
| (一)特定股东同意型防御性条款的理论基础 |
| (二)现行规则基础 |
| (三)我国实践表现 |
| (四)域外考察 |
| (五)特定股东同意型防御性条款的设计 |
| 第三节 议事方式调整型防御性条款 |
| 一、股东会议通知调整型防御性条款 |
| (一)股东会议通知调整型条款的研讨基础 |
| (二)召集程序的规则基础、调整内容选择与比较法考察 |
| (三)召集调整的实践检视 |
| (四)股东会议通知调整型防御性条款的设计 |
| 二、股东会议议事方式调整型防御性条款 |
| (一)股东会议议事方式调整型条款的基础 |
| (二)现行法规范基础与司法实践 |
| (三)比较法考察 |
| (四)股东会议议事方式调整型防御性条款的设置 |
| 第四章 公司章程防御性条款运用的检视与回应 |
| 第一节 公司章程防御性条款基于公司层面的检视 |
| 一、公司制度初衷的背离与回归 |
| (一)背离公司制度初衷的现状 |
| (二)公司制度初衷的回归 |
| (三)回归公司制度初衷效用的局限 |
| 二、代理成本问题的缓和 |
| (一)居高不下的代理成本现状 |
| (二)传统代理成本的降低 |
| (三)新的代理成本问题 |
| 三、公司治理模板化问题的出路 |
| (一)实践中公司治理的模板化现状 |
| (二)公司治理模板化问题的缓解 |
| (三)问题缓解的引导需要 |
| 第二节 公司章程防御性条款基于公司股东层面的检视 |
| 一、以公司制度为视角的检视 |
| (一)公司决策逻辑与股东利益保护 |
| (二)股东权利意识与股东利益保护 |
| 二、以法规范适用为视角的检视 |
| (一)股东权益保护的法规范适用现状 |
| (二)提高中小股东权益侵害成本 |
| (三)股东利益保护的规则完善要求 |
| 三、股东积极主义趋势下的市场实践检视 |
| (一)股东积极主义趋势下的市场实践现状 |
| (二)股东积极主义与公司章程防御性条款 |
| (三)市场实践中股东利益保护罅隙的出路验证:公司章程条款强化 |
| 第三节 公司章程防御性条款在制度层面的回应:股东受信义务建构 |
| 一、股东受信义务的建构必要 |
| 二、传统理论对股东受信义务的否定 |
| 三、股东受信义务的内涵及其支撑基础 |
| (一)股东受信义务的内涵 |
| (二)股东受信义务的理论支撑 |
| (三)股东受信义务的规范支撑 |
| (四)注意义务的不可或缺性 |
| 四、股东受信义务的条文完善建议 |
| 第四节 公司章程防御性条款在规范与实践层面的回应:规则完善建议 |
| 一、公司章程防御性条款的规则范式选择 |
| 二、公司章程防御性条款的公司法规则完善 |
| (一)公司章程防御性条款的一般规则 |
| (二)公司章程防御性条款的具体规则 |
| 参考文献 |
| 在读期间科研成果 |
| 致谢 |
（5）我国上市公司章程反收购条款法律规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言 |
| 一、研究背景及意义 |
| 二、文献综述 |
| 三、主要研究方法 |
| 四、主要创新研究点和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上市公司章程反收购的基础性原理 |
| 第一节 收购与反收购的概念界定 |
| 一、收购的概念和分类 |
| 二、反收购的概念和分类 |
| 第二节 上市公司章程反收购条款概述 |
| 一、上市公司章程反收购条款的概念 |
| 二、上市公司章程反收购条款的分类 |
| 三、上市公司章程反收购条款的价值分析 |
| 第二章 我国上市公司章程反收购条款法律规制现状以及存在的问题 |
| 第一节 我国上市公司章程反收购条款相关法律梳理 |
| 一、相关法律和行政法规的规定 |
| 二、相关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
| 第二节 我国上市公司章程反收购条款法律规制案例分析 |
| 一、投服中心诉海利生物公司章程违法案 |
| 第三节 我国上市公司章程反收购条款法律规制存在的问题 |
| 一、上市公司章程反收购条款的合法性审查标准缺失 |
| 二、缺乏审查上市公司章程反收购条款合法性的专门机构 |
| 三、监管部门的处罚措施缺乏有效性 |
| 四、保护中小股东利益标准的缺失 |
| 五、针对信息披露义务的规定不完善 |
| 第三章 我国上市公司章程反收购条款的合法性判断原则 |
| 一、不得违反强制性规范原则 |
| 二、不得损害公司利益和股东合法权益原则 |
| 三、不得违反董事忠实与勤勉义务原则 |
| 四、不得违反控股股东诚信义务原则 |
| 五、兼顾社会责任标准原则 |
| 第四章 我国上市公司章程反收购条款的类型化分析 |
| 第一节 以限制股东权利为核心的上市公司章程反收购条款的实证分析及合法性分析 |
| 一、股东提案权、提名权限制条款 |
| 二、绝对多数表决条款 |
| 三、权益披露规则条款 |
| 第二节 以控制董事会为核心的上市公司章程反收购条款的实证分析及合法性分析 |
| 一、分期分级董事会条款 |
| 二、金色降落伞条款 |
| 三、限制董事任职资格条款 |
| 第五章 国外上市公司章程反收购条款法律规制考察 |
| 第一节 美国对上市公司章程反收购条款的法律规制 |
| 一、美国关于反收购规制的相关立法 |
| 二、美国关于反收购措施决定权的归属 |
| 三、美国关于反收购行为的合法性审查标准 |
| 四、美国独立董事制度对反收购的规制 |
| 第二节 英国对上市公司章程反收购条款的法律规制 |
| 一、英国关于反收购规制的相关立法 |
| 二、英国关于反收购措施决定权的归属 |
| 三、英国关于反收购行为的合法性审查标准 |
| 第三节 国外上市公司章程反收购条款法律规制对我国的借鉴意义 |
| 第六章 完善我国上市公司章程反收购条款法律规制体系的建议 |
| 第一节 完善我国上市公司章程反收购条款法律规制体系原则性的建议 |
| 一、建立层级分明、分工明确的法律规制体系 |
| 二、明确我国上市公司章程反收购条款决定权的归属 |
| 三、尝试在试点公司推行双层股权制度 |
| 四、完善我国上市公司章程反收购条款监管体系 |
| 五、构建中小股东保护制度 |
| 六、完善反收购信息披露制度 |
| 第二节 我国常见的上市公司章程反收购条款的法律规制路径 |
| 一、以限制股东权利为核心的上市公司章程反收购条款的法律规制路径 |
| 二、以限制董事权利为核心的上市公司章程反收购条款的法律规制路径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一、着作类 |
| 二、期刊类 |
| 三、学位论文 |
| 四、其他 |
| 个人简历、在校研究成果 |
| 致谢 |
（6）资产管理人信义义务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研究背景和选题意义 |
| 二、问题的研究现状述评 |
| 三、研究问题和主要结论 |
| 四、论证思路和论证结构 |
| 五、研究维度和创新尝试 |
| 第一章 资产管理人信义义务的问题提出 |
| 第一节 资产管理的历史演进 |
| 一、资产管理起始于普通的民事活动 |
| 二、我国资产管理向金融业务的演变 |
| 三、我国资产管理向“代客理财”的回归 |
| 第二节 我国资产管理关系的要素解析 |
| 一、资产管理关系的主体 |
| 二、资产管理关系的行为 |
| 三、资产管理关系的法律责任 |
| 第三节 我国资产管理人信义义务的法律由来及不足 |
| 一、我国现行法中信义义务的由来 |
| 二、信义义务的产生原理尚不明确 |
| 三、信义义务的内容不清晰不完善 |
| 四、违反信义义务的责任承袭旧义 |
| 五、资产管理行业的上位法仍缺位 |
| 小结 |
| 第二章 资产管理人信义义务的法理剖析 |
| 第一节 信义义务来源、功能及性质的明晰 |
| 一、信义义务之滥觞:合同的不完全性与实质的信义关系 |
| 二、信义义务的功能定位 |
| 三、信义义务的性质:约定义务抑或法定义务 |
| 第二节 信义义务的内在构成 |
| 一、主观信任 |
| 二、客观的信任状态 |
| 第三节 资产管理业务中信义义务的生成逻辑 |
| 一、资产管理的设立阶段:信义关系的引起 |
| 二、资产管理的管理阶段:信义义务的产生 |
| 第四节 通道业务与刚性兑付中的信义义务辨分 |
| 一、通道业务中资产管理人不负有信义义务 |
| 二、刚性兑付并非资产管理人信义义务的要求 |
| 小结 |
| 第三章 资产管理人信义义务的内容分析 |
| 第一节 信义义务内容界定标准的构建 |
| 一、厘清资产管理人信义义务内容的必要性 |
| 二、界定的第一层次:信义义务与其他义务的区分 |
| 三、界定的第二层次:信义义务内容间的内在逻辑 |
| 第二节 资产管理人信义义务的内容范围和具体内容 |
| 一、资产管理人信义义务的内容范围分析 |
| 二、资产管理人信义义务具体内容的剖析 |
| 第三节 资产管理人针对不同类投资者的信义义务具体内容区分 |
| 一、销售阶段资产管理人信义义务的具体内容差别 |
| 二、管理阶段资产管理人信义义务的具体内容差别 |
| 第四节 资产管理人履行信义义务客观标准的完善 |
| 一、资产管理人履行忠实义务的两个客观标准设定 |
| 二、资产管理人履行注意义务的客观标准争议与选择 |
| 小结 |
| 第四章 资产管理人违反信义义务的救济机制 |
| 第一节 对人之诉 |
| 一、针对资产管理人的解任 |
| 二、针对资管第三人的诉讼 |
| 第二节 对物之诉 |
| 一、对物之诉的构成要件 |
| 二、对物之诉的适用对象 |
| 三、对物之诉的举证责任 |
| 第三节 法律责任追究 |
| 一、责任类型 |
| 二、责任承担 |
| 小结 |
| 第五章 资产管理人信义义务的本土化构建 |
| 第一节 我国资产管理人信义义务的上位法审思 |
| 一、我国资产管理人信义义务上位法缺位之后果 |
| 二、我国资产管理人信义义务上位法的明晰 |
| 第二节 我国资产管理人信义义务的立法路径 |
| 一、境外资产管理人信义义务的立法路径 |
| 二、我国资产管理人信义义务的立法路径选择 |
| 第三节 我国资产管理人信义义务的框架建议 |
| 一、信义义务的法律定位 |
| 二、信义义务具体内容的构建 |
| 三、违反信义义务的责任明晰 |
| 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及在学期间研究成果 |
| 致谢 |
（7）双层股权结构法律制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的背景和意义 |
| 二、研究现状 |
| 三、论文的基本框架 |
| 四、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双层股权结构制度的法理基础 |
| 第一节 单一股权结构的困境 |
| 一、单一股权结构的确立依据 |
| (一)单一股权结构的内涵 |
| (二)单一股权结构的理论基础 |
| 二、单一股权结构的弊端 |
| (一)逻辑前提存在谬误 |
| (二)负面影响显着 |
| 第二节 双层股权结构的兴起 |
| 一、双层股权结构的法律界定 |
| (一)双层股权结构的内涵及样态 |
| (二)双层股权结构的法律特征 |
| (三)双层股权结构的法律本质 |
| 二、双层股权结构的正当性依据 |
| 三、双层股权结构的风险及其应对 |
| (一)双层股权结构的潜在风险 |
| (二)双层股权结构的弊端防范 |
| 第二章 双层股权结构制度的全球演进 |
| 第一节 双层股权结构制度的立法确认 |
| 一、双层股权结构在英美法系的确立 |
| (一)英国 |
| (二)美国 |
| (三)新加坡 |
| (四)中国香港地区 |
| 二、双层股权结构在大陆法系的确立 |
| (一)法国 |
| (二)德国 |
| (三)日本 |
| (四)中国台湾地区 |
| 第二节 双层股份的上市监管态度变迁 |
| 一、欧美双层股份上市监管变迁 |
| (一)美国 |
| (二)英国 |
| (三)加拿大 |
| 二、亚洲双层股份上市监管变迁 |
| (一)日本 |
| (二)新加坡 |
| (三)香港 |
| 第三章 双层股权结构制度的全球治理安排 |
| 第一节 控制权滥用的风险防范措施 |
| 一、适用公司准入限制 |
| (一)行业范围限制 |
| (二)市值限制 |
| (三)时间限制 |
| 二、超级表决权股东资格限制 |
| 三、超级表决权行使限制 |
| (一)最高差异倍数限制 |
| (二)行使范围限制 |
| 四、超级表决权存续限制 |
| (一)时间型日落条款 |
| (二)事件型日落条款 |
| 五、弱势表决权比例的限制 |
| 第二节 弱势表决权股东的特殊保护机制 |
| 一、类别表决制度的确立 |
| (一)类别表决的制度价值 |
| (二)类别表决的适用范围 |
| (三)类别表决的表决机制 |
| (四)类别表决的违反后果 |
| 二、增强独立董事作用 |
| (一)独立董事制度的功能 |
| (二)双层股权结构与独立董事 |
| 三、提高信息披露要求 |
| (一)信息披露制度的功能 |
| (二)双层股权结构与信息披露 |
| 四、弱势表决权股东的特别救济权 |
| (一)恢复行使表决权 |
| (二)股份回购请求权 |
| 第四章 我国双层股权结构制度的体系构成 |
| 第一节 我国双层股权结构制度的确立发展 |
| 一、我国双层股权结构制度的发展历程 |
| (一)公司法预留创设空间 |
| (二)优先股制度试点 |
| (三)差异化表决制度引入 |
| 二、我国优先股制度的规则体系 |
| (一)盈余分配优先权 |
| (二)剩余财产分配优先权 |
| (三)赎回权与转换权 |
| (四)原则排除的表决权 |
| (五)有限的知情权 |
| 三、我国差异化表决制度的规则体系 |
| (一)公司准入要求 |
| (二)特别表决权股份持有人资格 |
| (三)超级表决权行使限制 |
| (四)超级表决权存续限制 |
| (五)内部监督 |
| (六)信息披露 |
| 第二节 我国双层股权结构制度的改进完善 |
| 一、我国双层股权结构制度的现存问题 |
| (一)立法体系现存问题 |
| (二)优先股制度现存问题 |
| (三)差异化表决制度现存问题 |
| 二、我国双层股权结构制度的完善建议 |
| (一)双层股权结构立法体系完善 |
| (二)优先股制度的完善 |
| (三)差异化表决制度的完善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及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成果 |
| 后记 |
（8）我国不同形态的公司属性与公司法体例修改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研究价值及意义 |
| 三、文献综述 |
| 四、主要研究方法 |
| 五、论文结构 |
| 六、论文主要创新及不足 |
| 第一章 国内外公司形态及其立法特点 |
| 一、我国公司形态及其立法演变 |
| 二、国外公司形态及其立法演变 |
| (一)英美法系国家公司形态及其立法演变 |
| (二)大陆法系国家公司形态及其立法演变 |
| 三、公司形态及其立法发展的特点 |
| (一)公司形态及其立法不断创新和调整 |
| (二)区分标准分为责任形式标准、实质标准和混合标准 |
| (三)代表以股东为主的多样化利益组合 |
| (四)根源于股东对财产运作模式的需求 |
| 第二章 我国不同形态的公司应然属性 |
| 一、从公司形态的诞生探究应然属性 |
| (一)从股份有限公司的诞生探其应然属性 |
| (二)从有限责任公司的诞生探其应然属性 |
| 二、两类公司应然属性梳理 |
| (一)非本质属性差异:公司财产形成方面 |
| (二)本质属性差异:公司财产运作方式方面 |
| (三)公司财产运作的辅助工具:信息披露和会计方法 |
| (四)公司财产运作的辅助工具:不同性质法律规范配置 |
| 第三章 我国公司法对各形态公司应然属性的偏离 |
| 一、我国两类公司区分标准不清 |
| (一)法条:规模与人数标准不准确 |
| (二)法理:人合性与资合性标准模糊 |
| 二、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设立方式立法适用性不足 |
| 三、公司财产运作方式未能彰显两类公司的本质属性 |
| (一)经营控制理念和管理运作方式区分不足 |
| (二)股权转让规定引异议 |
| (三)清算制度规定不合理 |
| (四)信息披露与会计方法规定不合理 |
| (五)两种性质的法律规范配置不合理 |
| 第四章 从各形态公司属性角度修改公司法体例 |
| 一、基于本质属性对当前公司法体例进行调整 |
| (一)回归股份有限公司的开放性 |
| (二)取消有限责任公司人数上限 |
| 二、新体例下两类公司财产运作具体设计 |
| (一)经营控制理念和管理运作方式的设计 |
| (二)股权流通性的设计 |
| (三)公司清算制度的设计 |
| (四)信息披露与会计方法的设计 |
| (五)不同性质法律规范的配置设计 |
| 三、采取“条块”结合的公司立法体例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 后记 |
（9）保险机构股票投资法律规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abstract 导论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研究价值及意义 |
| 三、文献综述 |
| 四、主要研究方法 |
| 五、论文结构 |
| 六、论文主要创新 第一章 保险机构股票投资的基础理论分析 |
| 第一节 保险机构资金运用行为的正当性基础 |
| 一、保险资金运用是保险业资金保值增值的必然要求 |
| 二、保险资金运用是投资型保险金融属性的现实吁求 |
| 第二节 我国保险机构股票投资行为的法律定位 |
| 一、我国保险机构入市投资股票的政策法规沿革 |
| 二、我国股票市场中保险机构投资者的角色定位 |
| 三、对保险机构投资者股票市场角色定位的反思 |
| 第三节 我国保险机构股票投资法律规制的目标 |
| 一、确保保险机构偿付能力充足 |
| 二、最大限度地保护保单持有人 |
| 三、防止保险机构滥用资金优势 第二章 我国保险机构激进投资股票衍生的风险分析 |
| 第一节 我国保险机构激进投资股票事件概述 |
| 一、2015 年我国保险机构举牌上市公司事件 |
| 二、我国保险机构激进投资股票的行为动因 |
| 第二节 我国保险机构激进投资股票衍生的风险 |
| 一、保险机构激进投资股票偏离风险保障的主业 |
| 二、保险机构成为大股东控制权争夺的融资平台 |
| 三、保险机构挟庞大资金优势扰乱正常市场秩序 第三章 我国保险机构股票投资中利益冲突的法律控制 |
| 第一节 我国保险机构股票投资中利益冲突的具体表现 |
| 一、内部冲突:股东与保单持有人股票投资偏好的异质性 |
| 二、外部冲突:金融集团中保险机构股票投资受不当操控 |
| 第二节 我国保险机构股票投资中利益冲突的产生原因 |
| 一、资本结构理论下保险机构股东的代理问题 |
| 二、金融集团架构中保险机构的公司治理失灵 |
| 第三节 我国保险机构股票投资中利益冲突的法律控制 |
| 一、我国保险监管规则对利益冲突防控力度不足 |
| 二、保险股东与保单持有人利益冲突的平衡路径 |
| 三、金融集团中保险机构股票投资行为的自主性 第四章 我国保险机构股票投资行为的法律边界——以“金融与商业分离原则”为视角 |
| 第一节 我国保险机构股票市场的角色错位及法制根源 |
| 一、我国保险机构投资者在股票市场中的角色定位 |
| 二、我国保险机构财务投资与战略投资角色的背离 |
| 二、我国保险资金运用安全性与收益性的矛盾冲突 |
| 第二节 我国台湾地区对保险机构滥用股票投资权限的争议 |
| 一、案例导入:我国台湾地区“中信入主开发金控”案例 |
| 二、我国台湾地区“保险法”第一百四十六条之一的修改 |
| 三、我国台湾地区理论和实务界对“保险法”修改的论争 |
| 第三节 金融与商业分离原则下保险机构投资股票的法律边界 |
| 一、金融与商业分离的法理基础及在我国台湾地区的实践 |
| 二、金融与商业分离原则下保险机构股票投资行为的矫正 第五章 我国保险机构不当投资股票的法律规制——以投资型保险为中心 |
| 第一节 我国保险机构股票投资中的投资型保险问题 |
| 一、投资型保险的特点及其对现行保险法的挑战 |
| 二、投资型保险与保险机构股票投资行为的异化 |
| 第二节 保险机构股票投资行为基础法律关系的界定 |
| 一、我国投资型保险的主要类型及运作原理概述 |
| 二、保险机构股票投资行为基础法律关系的界定 |
| 第三节 我国保险机构不当投资股票行为的法律规制 |
| 一、投资型保险视阈中保险机构的信义义务 |
| 二、保险机构股票投资信义义务的具体进路 结语 参考文献 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后记 |
（10）公司章程中反收购条款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第二节 研究目标 |
| 第三节 文献综述 |
| 一、国外研究 |
| 二、国内研究 |
| 第四节 研究方法 |
| 第五节 论文的创新与不足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公司章程反收购条款理论分析 |
| 第一节 公司章程反收购条款相关概念 |
| 一、收购与敌意收购 |
| 二、公司章程反收购条款的基本含义 |
| 第二节 公司章程反收购条款的类型划分 |
| 一、限制股东权利型条款 |
| 二、控制董事会型条款 |
| 第三节 公司章程反收购条款的价值分析 |
| 一、反收购条款的积极意义 |
| 二、反收购条款的消极意义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公司章程反收购条款的实证考察 |
| 第一节 公司章程反收购条款的实践运行状况 |
| 一、超级多数决条款 |
| 二、加重信息披露义务条款 |
| 三、股东提案权限制条款 |
| 四、分期分级董事会条款 |
| 五、限制董事任职资格条款 |
| 六、金降落伞条款 |
| 第二节 公司章程反收购条款合法性分析 |
| 一、反收购条款合法性判断的现实困境 |
| 二、反收购条款合法性判断的依据 |
| (一)遵守强制性规范 |
| (二)保护中小股东权益 |
| (三)董事遵守忠实勤勉义务 |
| (四)有利于公司整体利益 |
| (五)禁止权利滥用 |
| 三、反收购条款的合法性具体分析 |
| (一)超级多数决条款 |
| (二)加重信息披露义务条款 |
| (三)股东提案权限制条款 |
| (四)分期分级董事会条款 |
| (五)限制董事任职资格条款 |
| (六)金降落伞条款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域外反收购条款的立法规制分析 |
| 第一节 美国反收购条款规制 |
| 一、联邦与州的立法 |
| 二、典型判例分析 |
| 三、反收购条款的合法性审查 |
| 四、独立董事对反收购影响 |
| 五、反收购条款规制启示 |
| 第二节 英国反收购条款规制 |
| 一、反收购立法概况 |
| 二、典型判例分析 |
| 三、反收购条款的合法性审查 |
| 四、独立董事对反收购影响 |
| 五、反收购条款规制启示 |
| 第三节 其他国家反收购条款规制 |
| 一、德国 |
| 二、欧盟 |
| 三、反收购条款规制启示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我国反收购条款法律规制的完善思路 |
| 第一节 构建反收购条款规制的制度体系 |
| 一、完善我国反收购相关立法 |
| 二、改进反收购决定权机制 |
| 三、建立反收购条款示范清单 |
| 四、完善董事忠实勤勉义务与信息披露制度 |
| 第二节 加强反收购条款行政监管力度 |
| 一、确立反收购条款的行政审查机构 |
| 二、加强相应监管程序 |
| 第三节 完善反收购条款司法救济程序 |
| 一、完善反收购中股东诉权制度 |
| 二、改善反收购诉讼的举证责任分配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附件 |
四、我国现行独立董事制度剖析与建议（论文参考文献）
- [1]公众公司股东大会与董事会权力分配研究[D]. 张建东. 吉林大学, 2020(03)
- [2]董事罢免制度探究[D]. 徐冬冬. 华东政法大学, 2020(03)
- [3]金融机构公司治理改革研究 ——以规制道德风险为核心[D]. 祝雅柠. 吉林大学, 2020(08)
- [4]公司章程防御性条款研究[D]. 吴昊.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2020(07)
- [5]我国上市公司章程反收购条款法律规制研究[D]. 陈林. 郑州大学, 2020(02)
- [6]资产管理人信义义务研究[D]. 钱俊成. 上海财经大学, 2020(04)
- [7]双层股权结构法律制度研究[D]. 卫恒志. 吉林大学, 2019(02)
- [8]我国不同形态的公司属性与公司法体例修改研究[D]. 卢瑾. 华东政法大学, 2019(02)
- [9]保险机构股票投资法律规制研究[D]. 胡鹏. 华东政法大学, 2019(02)
- [10]公司章程中反收购条款研究[D]. 邓华成. 华南理工大学, 2019(01)
标签：公司法论文; 独立董事制度论文; 反收购策略论文;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论文; 金融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