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价值理性缺失与明清之际中国士人的传统导向（论文文献综述）
李书卿[1]（2020）在《旧学新知之间的边缘人 ——以晚清温州士人刘绍宽为中心》文中指出晚清以来,新学以席卷之势进入中国社会,给近代士人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冲击。旧学的浸润和新知的影响交织,不少士人的思想都会出现矛盾彷徨,不知何去何从。而对这样的士人思想,学界已有较多讨论,传统观点认为士人在受到新学影响前后的思想是截然两分的,他们思想当中的旧学与新学、传统与现代是完全断裂的,这一说法固然过于绝对;与此相对的主线不断论则认为士人的思想实际上具有某种一贯性,即使受到了新学的冲击,他们的前后思想也并没有出现过所谓的断裂,这恐怕也不尽然正确。本文通过对晚清温州士人刘绍宽的个案研究,来讨论近代士人处于变革时期矛盾和边缘的思想状态。刘绍宽（1867-1942）生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他的成长过程受到了传统学术的深刻浸润,又在壮年时迎头遇上新学涌入的大潮,他的身上因而呈现出新旧两种文化的复杂交融。由于晚清社会时局的变化,新学传播成为大势;而近代温州永嘉之学的复兴和温籍士人的推波助澜,加上亲缘与学缘关系带来的影响,使生活在其时其地的刘绍宽更易于对新学抱有比较积极的态度,他广泛涉猎新学领域,在当时以趋新而闻名。同时,新学对于他而言不啻为一种文化资本,在教育事业方面的表现尤为明显,新学帮助他建立了事功,他成为温州新式教育界的头面人物。由于受到新学的影响,他接受了很多新概念,还认为传统伦理中的五伦、传统宇宙观中的五行等意象都是凑合而成,这些伦理、宇宙观念已经触及到了中国传统学术的根本,这说明在他的思想中,传统中学的知识架构已经出现了动摇。但这样的动摇并没有使他从此完全倒向新学。在他跨越了旧学边界进入新学领域以后,身处旧学与新知之间,刘绍宽的内心对传统中学的怀恋和对精神家园的渴望一直存在,新旧两种文化并存,对他同时产生影响。由于沾染了新学的原因,他已经不是一个纯粹的传统中学的信徒;但传统学说的影响根深蒂固,由此塑造形成对道德境界的需求,新学并不能满足。刘绍宽在两种文化之间处于割裂状态,借用社会学的理论,他成为文化心理上的“边缘人”。在经历了这样的边缘状态以后,伴随着时间的推移,由于学术取向变化和阅历增长,他最终依然选择以传统中学的修养身心作为安身立命的根本之学。刘绍宽在近代的思想变化反映了转型时期士人思想变化的复杂性。在新学涌入以后,不同人群的思想状况可能会有不同的反映,有的士人从信仰旧学转变为皈依新学,思想当中出现了明显的崩断;有的士人对传统中学抱有一贯的坚定信念,思想的主线从未偏离。而如刘绍宽一类的士人则与以上两种都不相同,他们虽然在晚年选择了归复旧学,但在转型时期也有过彷徨与动摇的边缘状态,也确实存在过思想的断裂。因此对待这类问题,我们要看到个人思想的复杂性,不能一概而论,以个体的情况来概括全貌。
董政[2]（2019）在《当代中国法理学的国家观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伴随着新中国的国家建设,当代中国法理学也走过了七十年的发展历程,在这段艰辛的学术探索的历程中,当代中国法理学取得了诸多令人瞩目的成就,尤其是逐渐建构起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国家建构的事业得到更加全面与深入的推进,这为当代中国法理学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绝佳的学术契机。因此,当代中国法理学需要反思和总结自身的不足,并努力寻找新的理论突破点与增长点。这样就需要从国家观入手,一方面通过梳理、分析与评判中国法理学在不同阶段所持之国家观来反思国家与法的关系在当代中国法理学所呈现出的不同样态;另一方面,在总结当代中国法理学国家观研究之不足的基础上,本文提出建构“国家的法理论”这一理论构想。简言之,当代中国法理学的国家观研究既是一种寻找“国家”的学术反思,又是一种找回“国家”的学术构想。为了能清晰地描绘当代中国法理学之国家观的内容与变迁过程,需要建立了三个理想型,即“强”国家观的法理论、“弱”国家观的法理论和“以国家为中心”的法理论。这三个理想型是对中国法理学三个历史阶段的概括或模型化:第一阶段从上世纪五十年代至八十年代,这一阶段的法理学属于一种“强”国家观的法理论,以“国家与法的理论”为典型;第二阶段从上世纪八十年代末至本世纪初（2005年左右）,由于这个阶段法理学业已获得自身的正当性地位,成为一门独立的法学学科,并且各种法理论层出不穷、蔚为大观,因而这个五个具有代表性的重要法理论属于“弱”国家观的法理论,主要考察的是以张文显教授为代表的权利本位论、以夏勇教授为代表的民权哲学、以公丕祥教授为代表的法制现代化理论,以苏力教授为代表的法治本土资源论、以梁治平教授为代表的法律文化学;第三个阶段是从2005年以来至今,纵然有一些法理论还未形成气候,没有引起学界的重视和讨论,但是这些法理论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它们主动地将“国家”置于其理论学说的核心位置,自觉地探究国家与法之关系的基本原理与规律,这些法理学属于“以国家为中心”的法理论。这一法理论的典型有以强世功教授为代表的立法者的法理学、以高全喜教授为代表的政治宪法学、以苏力教授为代表的大国宪制论。“国家与法的理论”之所以是“强”国家观的法理论,是因为在国家与法的关系中,国家在价值层面上居于统摄地位,法很大程度上沦为国家实现其政治目的的手段和工具,法理论也因此成为国家理论的附属品。换言之,在“国家与法的理论”中国家（理论）比起法（理论）而过于强势,国家与法在理论上处于一种失衡的状态。与“强”国家观的法理论之“强”一样,所谓“弱”国家观的法理论之“弱”也是从国家与法之关系的角度界定的,只不过这种“弱”表现出更多的复杂特性。首先,国家观之“弱”表现为相对弱势,是相较于“强”国家观之绝对强势而言的。其次,国家观之“弱”还意味着包含国家视角、叙事、利益、精神、价值的国家理论的式微。再次,国家观之“弱”也指明了国家主题不再是法理学的中心主题,换言之,法理学对国家主题的关注只是法学理论自身研究的一个附带结果而已。最后,国家观之“弱”还体现为尚未建构起与法学理论相关的系统性的国家理论框架。正是基于这四点特性,国家（观）较之于法律（观）在这种法学理论模型中居于一种弱势地位。“以国家为中心”的法理论是指以国家为研究“视域”的法学理论范式。这一法学理想型中从国家出发重新审视法学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研究进路、研究旨趣等,将国家重新纳入到了法学基本理论的讨论之中,并且国家与法的关系构成了这一法理论的基本研究范畴。从“强”国家观的法理论到“弱”国家观的法理论再到“以国家为中心”的法理论,国家观在当代中国法理学中经历了从肯定到否定再到否定之否定的辩证过程。虽然目前中国法理学开始逐渐意识到国家之于法学理论的重要价值,但是总体而言将国家与法之关系作为法理学基本研究范畴的自觉性还不强,尚未建构起足以解释当代中国重大法治实践的理论模型、分析框架与方法论。因此,正是在反思与总结当代中国法理学国家观研究的基础上,本文提出了迈向“国家的法理论”。可以从时代语境、研究对象与主题构成三个方面对“国家的法理论”进行论纲性的阐述。首先,“国家的法理论”之时代语境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时代。“新时代”有四重内涵,即社会主要矛盾的新变化、中华民族奋斗的新目标、担当国际秩序的新角色,以及这一新时代依旧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时代,这是新时代基本属性的不变性。新时代对于法学理论研究的意义在于,它为当代中国法理学提供了丰富的理论命题,“国家的法理论”实际上就是在这些大的题域的统摄下对具体相关理论问题的深入研究。可以说,新时代为当代中国法理学迈向“国家的法理论”提供了千载难逢的研究契机,其具体表现为注重交叉学科研究的契机、注重法学宏观范式的研究契机、注重探寻国家精神的研究契机,这些契机也是“国家的法理论”今后深化研究的立足点。其次,由于法理学的研究对象是法理,因此作为一种法理学的“国家的法理论”当然也是以法理为研究对象,只不过这一法理是现代国家建构的法理,即现代国家在以法建国、以法治国过程中的法律规律、原则、方法与价值。正是由于研究对象的独特性,“国家的法理论”在研究中虽然以国家作为中心视角、从国家出发来观察法律,但其落脚点是发现、观察、分析与提炼法理。最后,“国家的法理论”对现代国家建构之法理的研究不是漫无目的地展开,而是在更为具体的研究主题之下去发现、观察、分析与提炼法理。因此,还需着重分析“国家的法理论”之主题构成。“国家的法理论”包含着三大主题即国家理性、法律理性与政党理性。当然,“国家的法理论”并不是孤立地研究这三大主题,而是集中地考察国家理性、法律理性与政党理性的互动关系,这一互动关系组构成了新时代中国国家建构的法理图景,也即形成一种独具中国特色的立宪的政党—国家理性。
王拓[3]（2019）在《先秦法家管理哲学思想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文以先秦法家思想为研究对象,以先秦法家思想中蕴含的法治、改革、富强精神为前提,以先秦法家思想的合理内核为逻辑起点,以历史性遵循与创造性转化为目的;运用管理学的方法,站在哲学的高度,全面审视先秦法家思想的内涵实质与核心要义,通过对先秦法家文献的梳理与综合,探究先秦法家管理哲学思想的主旨概念、生成过程、内在结构、作用机制、及当代转化,以求深入挖掘先秦法家管理哲学思想在历史发展进程及人类管理实践活动中的作用与价值。深入研究以先秦法家管理哲学为代表的中国传统管理哲学理论,提炼中国传统管理文化的当代价值,在全球化进程中彰显中国管理哲学的魅力,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管理哲学思想体系,是本研究的宗旨与基本目标。法家作为先秦子学中的晚出学派,其生成过程包含了对于先秦诸子思想的吸纳和继承,在秦统一中国的历史进程中发挥了应有的功用,在实践中充分展示了它的理论价值与管理效用。先秦法家管理哲学的核心是通过“法”的管理手段完成“治”的管理目标,主张“一断于法”,重视建章立制,强调破陈出新,提倡富国强兵,对中国传统社会的治理之道、管理之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就思想渊源来看,先秦法家管理哲学经历了由实用法学向法哲学演进的发展过程,李悝、吴起、商鞅等人的变法实践经由韩非的总结进一步理论化、系统化;而先秦诸子的学说也为法家管理哲学的形成提供了外在驱动:道家的自然天道观为其提供了理论基础,儒家贵贱有等的治理模式为其提供了实践参照,墨家的尚同思想为其提供了方法论保障。就理论内涵来看,先秦法家遵循“一断于法”的管理准则,凭借“严罚厚赏”的管理手段,结合“循名责实”的管理权术,形成了“法、术、势”相结合的管理体系,从管理思想史角度来看,可将其视为当代依法治国思想的理论来源之一。就实践效用来看,通过对先秦法家思想的爬梳,系统审视其中涉及管理学的一般原理、原则、规律等内容,归纳总结出其独特的管理人性观、管理控制观、管理行为观以及管理认识论、管理方法论和管理价值论,能为我国新时代的管理实践提供一条可资借鉴的发展路径。先秦法家思想中包含的法治精神、改革精神、富强精神和权力制约观念在当下依然具有积极的参考价值。本文基于如下逻辑线索:第一章是对先秦法家管理哲学概念的简述;第二章在梳理了时代背景、内在基础、外在驱动之后总结先秦法家管理哲学思想的生成过程;第三章着重探讨先秦法家在管理人性观、管理控制观、管理行为观等维度的理论观点;第四章主要探讨先秦法家的管理认识论、管理方法论、管理价值论,用以指导实践;第五章基于上述对于先秦法家管理哲学思想的探讨,深入挖掘这一思想遗产的合理内核,并从价值层面对其进行反思、纠偏、补救,从而实现新时代背景下先秦法家管理哲学思想的创造性转化。对于当下中国的法治建设以及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构建而言,如果说中国传统管理思想能提供某种启示,那么先秦法家管理哲学思想是其中绕不过去的智识资源。以新时代的法治建设为语境,在对以先秦法家管理哲学思想为代表的中国传统管理哲学思想的批判性继承和创造性转化的基础上,同时借鉴西方现代管理理论的合理要素,对中国特色管理模式的构建具有理论参考与路径借鉴意义。在管理理论的发展进程中,中国管理哲学应有其相应的话语、理念和贡献。如果缺失中国传统管理文化的融合,那么世界管理思想将因局限于西方管理传统而欠缺丰富性与普世性。对先秦法家管理哲学思想的研究,从根本上来说是为了支撑新时代中国法治建设的文化自信,并为当代中国的管理实践提供传统智识资源,这亦是中国管理哲学学科发展过程中不可忽视的路径方法与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
郭晓旭[4]（2019）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的融通发展研究》文中提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实际以及时代精神相结合的发展过程,中国实际包括中国历史与中国文化,而文化的核心便是哲学。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的融通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题中应有之义。中国传统哲学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是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是割不断的精神纽带、抹不去的文化烙印,它内在地构成并影响着中华民族的精神特质与性格特点。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融通发展的路径与机制,是中国传统文化在现时代创新转化的理论契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的重要内容。当今时代,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古今中西历史大视域正在逐渐形成,在多元思想碰撞与视域融通的大背景下,在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实际特别是中国传统哲学相结合的过程中,如何兼具世界眼光与时代眼光,在保持理论自身的独立性与独特性的前提下,兼收并蓄,增强理论自身的文化包容性与通约性、解释力与延展性,扩大理论的影响范围,使马克思主义哲学获得更广泛的世界认同与文化接纳,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过程中需要深入探讨的问题。全文用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继承与创新相结合、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以及比较文化的方法,分五章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的融通发展问题进行了论述,主要内容概括如下:第一章,考察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融通发展的可能性与必要性。从必要性来看,二者的融通发展是理论自身发展的需要,是中国革命与建设实践的需要,也是世界与时代发展的需要。而二者在文化基础、内在逻辑以及体系结构上的相通性,则为融通发展的实现提供了可能。第二章,深入分析了中国传统哲学的内涵、当代价值以及创新转化的必要性。从结构来看,中国传统哲学是以儒家思想为核心、儒释道三家合流的思想体系。而从内容来看,中国传统哲学是以心性本体论为核心,包含辩证法、唯物论、认识论和历史观等在内的理论,是追求内生性价值的心性修养学说。中国传统哲学的创新转化要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科学实践观的指导下,走中西马相结合的实践生存论的发展道路。第三章,具体探讨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文化基础与路径选择。从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的维度,探讨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中西方文化基础。同时,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路径,要坚持群众的立场、实践的维度、批判的精神、问题的视域、世界的眼光,加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实践认同、民族认同与文化认同。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中推进中华传统文化的当代转型,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实现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与发展。第四章,分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融通发展的内在机制、过程与方法。二者的融通发展是系统论、行为发生学与解释学等多元机制共同参与并起作用的结果。二者融通发展的过程则是由文本的互动与生成、多元思想的碰撞与交融、视域融合与综合创新四个相互交织的环节所组成的多元文化的消化与吸收的过程。二者融通发展的方法则主要从出场学与范式理论的角度,探讨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在不断变换的历史语境中出场的路径、形态以及实现融通的理论契合点,为实现与时俱进的理论创新发展提供方法论指导。第五章,探讨了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融通发展的几个视角,从现代世界发展的人类共同课题入手,从科技、生态、人学三个方面详细探讨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的融通发展对重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身的和谐的重要性,阐述了二者融通发展在当代世界的重大意义与价值,寻找理论从中国走向世界的问题域。最后,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融通发展的前景做了展望。在今后的研究中要进一步实现理论与实践、科学理性与价值理性、民族性与世界性的统一,使理论永葆生机与活力。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的指导下,通过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思想精髓与中国传统哲学的民族精神精华相融通,实现中国传统哲学的创新转化,重现传统哲学的当代价值,从而开创哲学发展的新局面,实现中华民族的“精神自我”的当代重建,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新时期社会主义文化转型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文化支持与理论依据,也为构建和谐世界做出中国化的理论贡献。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鉴于以往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理论探讨更多侧重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政治层面的结合,对于文化特别是哲学方面相结合的探讨相对较少的现状,本文则重点从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的视域融合的角度,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民族性与世界性相结合的层面,从多元哲学融通的视角,探讨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化的过程中与中国传统哲学的交互影响与双向建构的过程。本文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的融通发展为研究对象,从时间与空间两个维度,从民族性与世界性两个角度,从自然、社会、人心三个领域,将科学理性与价值理性相结合,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的理论特质、发展前景、融通机制及现实关怀等方面进行了分析与论述,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理论发展需求与中国传统哲学在现时代创新转化的现实需要相结合,在二者的融通发展过程中,通过相互建构与整合实现共同发展。
丁良艳[5]（2019）在《宋以前佛教西方净土思想与文学》文中提出本论文的主要内容,是梳理宋代以前西方净土思想及文学表现。在厘清西方净土思想在宋以前各个历史阶段的发展脉络及特点的基础上,探讨其文学性的表现内容及表现形态。作为汉地佛教的重要组成部分,西方净土思想一直是佛教研究当中所关注的重点,同时也是难点。净土思想作为佛教最具有宗教性特征的内容,其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脉络虽然已经有了大量的研究成果,但在很多具体的层面上依然众说纷纭。从佛教思想的角度来看,西方净土思想依然有大量的内容值得更深一步的挖掘和探讨。尤其是受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以神话材料为基础的文学人类学等新学科的兴起,也给宗教诠释学带来了全新的方法论突破。佛教西方净土思想内容体系中所包含的宗教神话信息,其神话背后所关涉的原型心理特质,以及佛教净土思想传入汉地的思想史脉络,将是本论文所重点关注和探讨的内容。基于此,本论文以时间为线索,分章节探讨西方净土思想传入汉地之前的思想渊源,传入初期汉地的宗教思想环境,以及在宋代以前各个历史阶段的不同传播情况。包括西方净土思想在汉魏两晋时期的阐释,在南北朝时期的阐释,以及在隋唐五代时期的阐释。以思想义理层面的论述为基础,本论文关注的另一个重要论题是西方净土文学。佛教与文学的密切关系早已经成为当今文学研究中的显学,尤其是禅宗思想、佛教的变文、俗讲等形式对中国古代文学的深刻影响等,都成为今天佛教文学研究当中的重点内容。以佛教西方净土思想为对象的文学研究,是佛教文学当中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而现有的相关研究大多集中在明清时期的净土诗歌等内容上,对晋唐佛教净土文学的关注并不明显。因此,在探讨晋唐时期的净土文学方面,本文选取了各个历史阶段最突出的净土文学内容,包括魏晋时期以“念佛三昧”为主题的文学创作,南北朝时期的净土僧传叙事作品,隋唐五代时期涉及西方净土意象的文人诗歌和传奇小说中的西方净土内容,从该四个方面契入对西方净土文学的研究,关注西方净土思想进入文学创作当中所表现出的诗学审美及叙事特征,并尝试把握西方净土文学创作当中所体现出的以象为本、注重虚静的诗学理念,创作者及信仰者针对死亡问题的深层心理焦虑及其象征化表达,以及作品中的受西方净土思想影响而产生的美轮美奂、崇高庄严的彼岸意象。
宋清员[6]（2019）在《在政治调节中强化王权：《韩诗外传》政治思想研究》文中研究表明《韩诗外传》一书,为西汉初年诗经博士韩婴所编着,大致属今文学一类。《外传》引《诗》,多属象征层面的“诗教”运用,与《诗》之本义关联不甚密切。因之,《外传》一书所反映出的是,韩婴本人立处秦汉鼎革之际,承接汉初百家余绪的“杂家”学术立场,经世致用的旨趣十分明晰。如此,则为我们透过《外传》,以观察汉初政治思想的逻辑演绎理路,提供了坚实基础。汉承秦制与儒法争鸣是韩婴及其《外传》,所处的政治时代背景和学术思想背景。汉承秦制的制度沿革,奠定了传统中国政治结构的制度规模。秦汉之际,关涉郡县制与分封制的思想争鸣,共有三次,但均以郡县制的最终确立而完成。郡县制的实然确立标志着,单一制中央地方关系的形塑。加之,定都关中和叔孙通“起朝仪”这两项举措的实施,使得汉制对秦制的因袭基本完成。然而,强秦任用苛法二世而亡的亲身经历,使得汉初儒生士人不得不吸取秦亡教训,以维系汉家长治久安。这是汉初儒生士人的共同问题意识。因之,求治、求一、求变,成为汉初政治思想的基本特点。从政治合法性和政治整合层面言之,秦亡故事,反映出三晋秦法家思想在整合政治文化、塑造主流政治价值层面的乏力感。在这一政治情境下,转向儒生和儒家政治思想的助益,实属自然。儒家政治思想在攻取天下之时发挥功用有限,而在既定政治秩序建构完成后的治国理政方面,则显现出立处君主政治立场下的中庸权变特点。景帝时期儒生辕固与道家黄生的廷争,即显现出儒家政治思想重视权变调节之优长。儒法争鸣的最终结果,形塑为法家霸政取天下和儒家王道守天下的汉家制度。因之,以改朝换代的更迭时刻为界,称制之前倚赖重典刑罚的法家进取之术,称制以后依赖仁义礼制的儒家守成之道。这一权变战略,有为汉以后的王朝立“法”的典范意义,循为常道。故而,儒、法两家互补,以代法家独大,是秦汉之际的第一个“变”。从政治学视角言之,这是国家层面的战略思想和战略方针的抉择转向。延继儒、法互补的国家策略转向,以礼代法、以礼实法、礼法同治,是为儒、法互补从国家层面向社会层面的纵深转向。这是秦汉之际的第二个“变”。通过这一转变策略,促使政治权力统治基础下移,得以伸向社会层面。礼的礼制、礼仪、礼节等丰富意蕴基本涵括国家、社会、人心等各级层面,改变了秦法单一刻板的刻薄形象。这一进程的推进,最终通过君子人格得以改造。以礼制明尊卑,防止地方势力坐大以威胁中央,确立明确的中央地方关系。以礼仪化风俗,将尊卑等级观念渗透于社会层面,完成政治社会化进程。同时在心理层面确立以礼节文的内部规范,沿袭了孔子讲礼内化于仁的内在向度。总之,礼治主义是传统中国社会治理层面的主要手段,其与国家层面的“法制”一道,共同形塑了传统国家治理的基本框架,建构了“国家-社会”基本格局。假若礼法合治在乎国朝一隅,则移孝作忠,是为礼治思想在社会层面的积极转向。移孝作忠,部分反映出礼治尊卑向家族伦理层面的继续渗透。与法家对家族伦理的忽视不同,儒家向来重视家族伦理,并通过移孝作忠以之为统治基础。政治权力深入到“家”,将家族伦理改造为政治伦理,使得对社会组织的控制加强。同时通过移孝作忠,防止家族的宗族化倾向。总之,政治斗争的场域由上层国家层面,转向家族层面。对利益的即时性要求化解为亲情化的孝慈,处理利益的方式由利益争夺变为情感维系下的礼让,隔绝了国家社会难以交流带来的猜忌。基于政治争夺的利益分配,转化为家族伦理,政治伦理化了。从礼法合治角度言之,则移孝作忠亦可看作礼治对法制的改造和变通,是为国家层面对社会层面的政治吸纳。除却礼治法制在朝堂层面的争胜、忠孝在家族领域的互嵌外,在学校领域有所谓道统与政统的抗争。然而,身处道学与王权之间的君子士人,终究没能在政治实践领域,完成政治思想对政治权力的规训与制约。君子固穷的政治人格及对道义的学术追循,终使得君子士人成为维系王权的社会力量。刑不上大夫乃君臣共治之基,使得君尊臣卑的君臣一体成为可能。君主政治扩大治理基础,臣属成为缓和君、民矛盾的中间层。臣子士人在国家政治和社会民生之间,既需承担来自前者的权力压制,又需在社会层面完成人生价值。位处国家与社会之间,权势与道义之间,颇为踌躇。但就是在这一动态拉锯过程中,化解了自上而下的政治压力,防止秦法家严厉吏治带来的激变。值得注意的是,君臣共治是对礼法同治治理结构和移孝作忠政治伦理的逻辑演绎,君、臣、民需在既有基本政治制度的框架内腾挪转移,找寻适宜自我的政治角色。顺沿王有天下的政治资源占有、礼法同治的政治治理手段、移孝作忠的政治伦理规范和君臣一体的政治角色肯认这一逻辑,则在学术思想领域自然逼出天人合一政治思维。天人合一致思逻辑在政治合法性层面,论证了传统政治结构中王有天下、礼法同治、忠孝互济和君臣一体等,并与这四者形成封闭循环,相互佐证,进而使得这一政治系统更具稳固性。至此,一个围绕王权政治的政治系统形成,这一系统涵摄核心价值、规范制度、社会伦理、政治角色和思维模式等五层面,构筑一副传统政治结构的有机图景。最终,经由董仲舒对“春秋大一统”的理论申述,完成“子学时代”向“经学时代”的学术转向。汉初百家余绪的学术时代至此完结,先秦诸子百家争鸣时代亦于此终止。通过以礼实法、移孝作忠、以臣实君和天人合一等四方面的思想申述,汉代对秦朝的强化型调节完成,儒法互补的政治格局形塑。王权主义借助“阴阳组合结构”的力量,使得自身具有更为强劲的适宜性。在政治调节中强化王权这一目标,得以达成。
戴美玲[7]（2018）在《传承与创新：文化现代化视野下的中国书院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中国书院是中国独特且具有完备制度的文化教育组织。虽然中国书院并非自孔子时代就产生,但其文化精神在中国历史上却可以一直追溯到孔子时代,并且在其产生以后的一千年历史上,不断适应时代的发展在思想与实践中做出传承与创新,是中国宝贵的传统文化资源。现代化的研究被认为是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研究的重点所在,文化现代化又被认为是现代化中涉及面最广、最为复杂、最为深层的变迁过程。本文在文化现代化视野下,对中国书院这一富含中国文化元素和文化基因的载体进行分析,帮助我们更加深入了解中国文化教育组织在悠久的中国历史中的延续与更新,在传承与创新之间的理论与实践,了解中国书院现代化与文化现代化的过程,从而寻求对中国现代化与未来发展以些许启示。本文将中国书院的文化传统,近代中国书院的改革,现代中国书院的变迁与转型,当代中国书院现代化的追赶与超越、特点与问题以及未来发展等论题置于文化现代化视野之下,重点在于分析中国书院在不同时代不断形成的文化传统,面对外来文化冲击时的回应与更新以及当代书院现代化的最新发展,以此观察文化现代化特性下中国书院传统、历史直至文化的继承与发展。本文将“传统”与“现代”作为一组相互参照的概念,认为中国书院作为文化教育组织形态,在历史发展进程中,以儒家文化为主体,是中国文化现代化从启蒙到不断更新转型,吸收包容的集中体现,具有鲜明文化进程中的传承与创新的传统。本文运用中国现代化的解释框架,认为在文化近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中国书院由“传统”转化到“现代”,反映了中国文化的近现代化过程。回顾近现代化的社会大变局,最为突出的表征就是西学东渐的文化冲击,中国文化的更新与重构。虽然在此前的中国历史文化中,中外文化的交流对话一直都在进行之中,在理性思考与借鉴中,中国书院的文化交融也有丰硕成果。明清时期真正开始了全球格局下的文化碰撞,在鸦片战争的坚船利炮之下,中国文化主体自信受到冲击。以中国书院为代表的中国文化发挥了富有包容性和维新性特点,在中外文化交流的逆境中不断寻求变革,探索中国文化的新生与重构。近代以来,文化在西化与现代化之间的摇摆不定甚至出现全盘西化的主张,中国书院进行了整体性的改制,仍然以中国文化符号的形式作为中国文化精神载体存在与坚守。虽然改制以后的中国书院依然没有完成近代文化转型,但是为中国现代化发展提供了尝试性的探索与实践。本文围绕中国文化现代化进程中“传统和现代”、“西方与中国”之间的主线,重点以当代的中国书院作为研究对象,提出中国书院当代的复兴可以作为文化现代化最新的表征之一。新中国成立以后,特别是在八十年代以后,随着现代化乃至后现代议题的再度深入,中国当代书院再度兴起。本文梳理当代书院现代化的探索与实践的历程,发现其中从知识分子的文化自觉到民间社会的热潮,再到官方的肯定,当代书院呈现出多元主体共同促进,注重文化传承与转化等诸多书院现代化转型的特点,同时也存在诸多的问题。本文以现代书院的代表——厦门赏筜书院为例,重点分析了现代化书院的国学活动、运营管理体制、现代化的特色进而再深入思考当代书院现代化的发展。最后,在全球化的时代形势与背景下,在民族现代化与文化自信的进程中,思考当代的中国书院如何与当代中国文化相适应,如何与现代社会相协调,中国书院如何在现代社会真正成为当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复兴与现代转化的象征,同时对于当代中国文化、社会、国家治理的现代化予以更多的思考。本文可以说在大量历史梳理、当代的实践调研、访谈和思考的基础上,通过中国书院文化的“传统”与“现代”,“中国”与“西方”的古今中西的对比分析,首次系统的运用文化现代化的相关理论对中国书院进行学术研究的长篇论文。本文的论文选题和研究方法有一定的开创新,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研究意义,同时具有较强的社会价值与现实意义,期待通过中国书院的研究对于正在进行中的文化传承与创新的各方面实践以理论的启示与实践的指导。
赵浩[8]（2018）在《“天”的伦理精神气质》文中研究表明与西方“上帝死了”的“世俗时代”比照,中国社会正在进入“无天”的“后伦理时代”,“天”的意义祛魅与价值塌陷导致一系列精神痼疾——人的存在家园丧失、道德行动失去终极依归、生活世界伦理认同与道德自由分裂对立等,由此重塑“天”的形上意义与终极价值成为疏解上述思想谜题的“阿里阿德涅之线”。“唯天为大”（《论语·泰伯》）,作为中国哲学的最高概念范畴,“天”义含蕴广阔,复杂多元,“天不言,以行与事示之而已”（《孟子·万章上》）,如何通过“天”之所“示”澄明“天”之所是?依据中西交融视域下的精神哲学方法,作为“一”与“全”的形上理念,“精神”通过伦理道德的辩证体系通向“存在”本身,将“存在”理解为伦理实体构成的具体而现实的意义世界,以“精神”诠释“天”若合符节,从而呈现“天”深蕴的伦理精神气质:“天”经历层累生长的动态过程,最终走向最高的伦理实体;作为最高的伦理实体,“天”又指代伦理实体所构成的“这个世界”,它是伦理道德一体的存在着的意义世界。概言之,“’天’—存在—意义世界—伦理实体”构成了“天”之气质显现的结构链。从这一理念出发,将“天”的伦理精神气质演绎为逻辑—历史—现实之“三位一体”的诠释系统,经由“即体即用”、“体用不二”的原则串联,构成一个严密的“三篇六章”的论证体系。上篇“天”之“理”。第一章为“天”之伦理精神气质的逻辑生长过程,依据人类社会发展史与人类精神成长史,“天”依序从自然的“物体”、宗教的“神体”、理性的“本体”成长为精神世界中道德的“主体”、教化的“个体”与伦理的“实体”的统一,最终合一于伦理的“实体”。“天”作为最高的伦理实体含摄其逻辑生长中所有的样态,它们分别指代不同逻辑阶段的存在本身,直至“天—伦理实体”与存在着的意义世界相互诠释。第二章为“天”之伦理精神气质的逻辑之用,它塑造全新的存在论形态——伦理形而上学,其内涵为通过“天”—“伦”化生意义世界,通过“天”—“德”维系意义世界,以伦理道德的辩证体系诠释意义世界具体而真实之存在,从而凸显“伦”的存在论属性与证成“德”的终极来源,为伦理道德奠定坚实的形而上学基础。中篇“天”之“道”。第三章为“天”之伦理精神气质的历史生长过程,依据中国思想史的发展线索,“天”经历了自然的天空、天象、天庭,并在天帝中开始精神萌芽,又经由天命—天道—天德—天伦—天理的发展转换,“天理”辩证综合多元的“天”义,以普遍理性与伦理总体性合一指代意义世界的存在,“天”之伦理精神气质的逻辑生长与历史生长高度一致。第四章为“天”之伦理精神气质的历史之用,它塑造中国伦理的特殊形态,以走向意义世界的伦理形而上学为基础,既是“为己”的德行伦理,又是“安伦尽分”的规范伦理,“天”的伦理精神气质透过道德人格、道德情感与道德境界具体显示,“天”形塑了整个中国伦理学独特的精神气质。下篇“天”之“命”。第五章、第六章为“天”之伦理精神气质的现实之“用”,逻辑与历史合一之“天”最终要复归于当下的生活世界。在当代中国社会,“天”面临着严峻的内外风险:外在风险是生态危机可能导致意义世界覆灭,从而使得“天”义崩塌,存在难以为继,从“天”的伦理精神气质出发,以“天”为“天”的生态价值观有助于为生态危机的解决提供价值观基础;内在风险是信仰危机致使人们怀疑一切,失去确定性的根据与归宿,使得“天”完全祛魅与世俗化,回归以“天”为中心的伦理信仰,不仅有助于解决当前中国社会的价值虚无、信仰真空问题,而且伦理信仰的本质是对“天—存在—意义世界”的信仰,它是中国人的终极信仰形态,伦理信仰更为平和包容,更符合对话文明的时代要求。经历漫长而艰辛的智慧之旅,“天”通过精神哲学的方法显现自身,天的伦理精神气质不同于以往对“天”的诠释,它融合多元的“天”义,并最终通向终极存在与终极信仰,重构我们的精神家园。“天学”已经显露雏型,呼吁更多的研究者从不同视角投入“天学”的探究。
张钰[9]（2018）在《生态共同体视域下河西走廊生态治理研究》文中认为生态危机与人类的无度欲望和野蛮态度密不可分,本质上昭示人与自然关系的异化,这种异化表征人悖逆了人性的真善美,使原本和谐的人地关系发生断裂,最终导向人与自然失去自由。生态共同体以生态危机为出场背景,以有机整体的视野将人与自然置于一个互生互惠的生命共同体,由此消解了人类超拔于自然之上的狂傲与虚妄,使人性复归善意的本真达成天地美生的和谐。生态共同体出场有着雄厚的理论根基,马克思的人与自然和谐思想提供了理论来源,有机哲学阐发的有机整体主义提供了哲学基础,而中国传统文化则提供了超凡的生态智慧。生态共同体经历了自然共同体、社会共同体和生态共同体的运演逻辑,每一种共同体形态都编织出不尽相同的人地关系。在自然共同体中人与自然保持着元初的本真,在蒙昧的时代境域中维系着安宁和谐的井然秩序。在社会共同体中人与自然纷纷卷入了资本主义现代性追求资本无限增殖逻辑的漩涡中,人与自然蜕变为超绝欲望的奴隶,大自然在人类狼性态度的蹂躏下满目疮痍,倒逼着大自然发出本能的抵抗,貌合神离的人地关系必然招致生态危机的幽灵肆虐无常。生态共同体旨在以有机整体的宏阔视域重塑人与自然的共生价值,把人与自然置于一个彼此交织互惠的生命共同体中来审视以期弥合断裂的人地关系,最终指向人与自然的根本和解。生态共同体拒斥工业文明越多越好的经济理性原则,倡导够了就行的生态理性原则,在实践中扬弃以牺牲生态利益换取经济增长的黑色发展观,遵行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绿色发展理念,而且生态共同体把生态文明建设作为实践归宿,澄明对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超越意蕴,标示了人类文明发展的新方向。河西走廊位居我国西北边疆甘肃省的西部,因地处黄河以西地形酷似走廊而得名,由于深居西北腹地远隔海洋属典型的干旱区,水资源极度贫乏。所幸走廊南麓的祁连山孕育了石羊河、黑河和疏勒河三大内陆河,得益于内陆河的滋育走廊内分布着大小各异的绿洲,数千年来人类倚重于这些绿洲繁衍生息,故而河西走廊又称为绿洲走廊。河西走廊的区位特点决定了该区域不仅对保障西部边疆安全有重要的地缘战略地位,而且作为古代丝绸之路重要的交通枢纽河西走廊承载着东西方文明互通共荣的重要使命。如今国家提出了实施“丝绸之路经济带”的伟大战略有利于再次突显河西走廊在融通东西方文明中的纽带或桥梁作用,从而为新时代背景下河西走廊的生态治理提供了契机。河西走廊在先秦时期人类活动尚在生态承载力范围之内人地关系总体上是和谐的,然而伴随着两汉、隋唐、明清三次大规模的开发利用,人地关系经历了相对稳定期、缓冲期和激烈对抗期的运演过程。历史时期出现的内陆河尾间湖泊消失、绿洲边缘植被破坏、耕地沙化既已确证原本和谐的人地关系出现了难易逾越的鸿沟。如今河西走廊业已突显的水资源日渐短缺、沙漠化进程加快等生态问题赫然昭明人地关系依然沟壑难平,严重制约了河西走廊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生态危机咄咄逼人的紧迫情势意味着生态治理刻不容缓,而河西走廊的生态治理存在诸如政府主导生态治理失效、综合治理机制不健、生态治理中的发展理念滞后等现实缺陷导致生态治理的效果不尽人意。生态治理是通过还原人性的纯真本性借以实现以人为本的内在回归,进而达成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外在超越,生态治理的双重向度展现了人性与自然性的统一,昭示人与自然本质的内在统一。河西走廊生态治理日渐式微吁求生态治理价值取向的转向,即由人类中心主义主导的单一价值取向转变为生态共同体福祉为旨归的多元价值取向。人类中心主义将人标举为生态系统的主宰,阐发人为自然立法的应然逻辑,遵行竭泽而渔的黑色发展方式,必然招致人类超然于他物的单一主体的生态治理模式来显现人的至尊地位,生态治理的效果事倍功半。生态共同体福祉为旨归的多元价值取向将人与自然视为和谐统一的生命体,坚守人向自然生成的自然规约,在实践中践履天地美生的绿色发展方式呵护生态共同体的根本福祉,进而俞示摒除人与自然绝然割裂的单一主体治理模式而践履多元协同的生态治理路径来统合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河西走廊多元协同的生态治理是将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作为实践指向,遵循有机整体主义的统合理念、人与自然互不相胜的统合理念及可持续性的新发展理念,自始至终把人与自然的共生权益统摄于生态治理的全过程。在新时代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背景下河西走廊的生态治理需要新发展理念引领实践,创新发展和协调发展为生态治理提供不竭动力和根本保障,开放发展为生态治理提供有利条件,绿色发展本身就是生态治理的实践逻辑,而生态治理的最终归宿是实现优良生态和美好生活的自觉耦合,共享发展的成果。新发展理念的有机统一形塑了卓异的价值共识和精妙的理论体系,引领河西走廊在发展生态经济、完善生态政治制度体系、发掘生态文化资源等方面取得突破性的进展进而为河西走廊的生态治理夯实基础,推进实现人与自然美美与共的现代化新河西。
曹司胜[10]（2018）在《范式转换与话语形构 ——20世纪前期（1912-1937）中国油画的现代语境》文中认为20世纪前后,中国对于西方的学习在思想与制度层面得到进一步加强,现代美术教育也从实利主义转向美育,作为舶来艺术的中国油画,学习与传播也从民间的、商业的途径,转向师范教育、美术专门学校等制度性媒介渠道,在学术与学理的层面开始了本土化进程,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百年中国油画这一话语主体的形成就是现代美术教育“范式转换”的结果。“范式”转换形塑着中国油画的发展之路,而话语主体社会行动的“合法性”则需要“话语”的建构。从知识考古学的“话语”出发,将20世纪前期的中国油画的发展,看作是在现代美术教育“范式转换”下的话语形构过程,因此,从符合社会行动“合法性”的理性基础与传统基础来判断,20世纪前期中国油画的话语建构,涉及到民族国家、美育、革命、科学与传统等诸多方面。如果说民族国家是属于价值理性的,那么美育、革命与科学则是在工具理性层面的话语建构,理性基础建构了20世纪中国美术史叙事的基本框架与内容,在时代的“情境逻辑”中具有重要的意义与价值;但中国油画的现代化进程中,符合话语主体进行社会“合法性”建构的“传统基础”则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文化本位与传统的审美心理,成为影响中国油画发展的内在因素。作为在艺术及其教育上具有“超凡魅力的”人物,徐悲鸿、林风眠、刘海粟等油画家对“中西融合”的探索,突破了中国油画早期庸俗化的或外在的、作为符号表征的“融合”,从艺术精神层面建立了“中西融合”的学术与学理逻辑,也更符合话语的“合法性”。范式转换是从宏观社会层面,考察与描述了百年中国油画演进的历史情境;话语形构则是从构成话语主体的结构层面,以符号化的方式表征中国油画社会行动“合法化”的策略;通过对话语的“还原”,寻求与呈现作为艺术本体的“中西融合”的内在逻辑;作为“转型时代的知识份子”,第一代中国油画家身体逻辑与文化投射,构成了其艺术实践的多元化与丰富性,正是这种本土化过程中的多元层次构成了中国油画不同于西方现代性的独立价值。中国油画的“现代主义”探索与实验在艺术形式语言上追求一种超越性与纯粹性,但总体来说仍然未离开对社会、文化现实的关注,仍然是一种“有我之境”,主观上“有我”与表达上“无我”的矛盾,打开了中国油画发展更为理性的思考空间,可以说,在艺术表达上的“西方主义”与“中西融合”是油画艺术语言模仿与学习的基本问题,既构成矛盾冲突,但又相反相成,其内在亲和性正是中国油画在当代开放、多元的、发展的世界格局中砥砺前行的基本动力。
二、价值理性缺失与明清之际中国士人的传统导向（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价值理性缺失与明清之际中国士人的传统导向（论文提纲范文）
（1）旧学新知之间的边缘人 ——以晚清温州士人刘绍宽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与选题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思路与主要内容 |
| 一、知人论世:历史背景与生命处境 |
| (一)历史背景的变化 |
| (二)永嘉学派的复兴 |
| (三)亲缘学缘的勾连 |
| 二、新学新貌:摄取新学的积极面向 |
| (一)因时而变的阅读取向 |
| (二)不断渗透的新概念 |
| (三)新学与事功 |
| 三、边缘境地:处于新旧学之间的心理 |
| (一)传统观念的动摇 |
| (二)存疑的新学 |
| (三)边缘人状态 |
| 四、克己复礼:转变与归复 |
| (一)社会现实与心态转向 |
| (二)道德与学术取向 |
| (三)体用之分 |
| 结语 |
| 主要参考文献 |
| 后记 |
（2）当代中国法理学的国家观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背景与意义 |
| (一)选题背景 |
| (二)选题意义 |
| 二、研究对象 |
| 三、研究目的 |
| 四、研究方法 |
| 五、理论模型的建构 |
| (一)理想型的概念引入 |
| (二)理论模型的建构基础 |
| (三)三种理论模型 |
| (四)三种理论模型的时空关联 |
| 第一章 “强”国家观的法理论 |
| 第一节 “国家与法的理论”之时代型塑 |
| 第二节 “国家与法的理论”之体系构造 |
| 第三节 “国家与法的理论”之方法统摄 |
| 第四节 “国家与法的理论”之批判分析 |
| 第五节 “真理的片段”:国家与法的关系问题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弱”国家观的法理论 |
| 第一节 权利本位论 |
| 一、权利本位论的两条线索 |
| 二、国家(观)在权利本位论中的显露 |
| 三、国家(观)在权利本位论中的隐匿 |
| 第二节 民权哲学 |
| 一、权利概念:从分析哲学到政治哲学 |
| 二、民权哲学:个人对抗国家的政治资格 |
| (一)中国传统历史中的民权 |
| (二)“集体权利—个人义务”模式 |
| (三)政治冷漠与权利觉醒 |
| 第三节 法制现代化理论 |
| 一、法制现代化理论与韦伯的理性观 |
| 二、法制现代化理论与伯尔曼的法的社会理论 |
| 三、立国者(代表)与第三次“法律革命”的政治解读 |
| 第四节 本土资源论 |
| 一、国家法与民间法:一种实用主义哲学的视角 |
| 二、实用主义的真理观:经验主义、后果论与法律的“科学游戏” |
| 三、开放还是保守:法学的价值虚无主义 |
| 第五节 法律文化学 |
| 一、法律文化学的方法论:“事实”的突破与“意义”的想象 |
| (一)“事实”的突破 |
| (二)“意义”的想象 |
| 二、谱系学:宗法国家的诞生 |
| (一)驱动化的军事战争 |
| (二)附庸化的经济结构 |
| (三)超越化的儒学思想 |
| (四)严苛化的法律统治 |
| 三、构造学:宗法国家的文化构成 |
| (一)身份文化 |
| (二)礼法文化 |
| (三)士人文化 |
| 四、文化解释学的困境与文化载体的变迁 |
| (一)文化解释学的困境 |
| (二)文化载体的变迁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以国家为中心”的法理论 |
| 第一节 立法者的法理学 |
| 一、法理学的本体重构:从法律人到立法者 |
| (一)法的本质属性:法律的国家性 |
| (二)法律人的法理学 |
| (三)立法者的法理学 |
| 二、立法者与不成文宪法 |
| (一)不成文宪法:宪法规范的政治形态 |
| (二)中国宪法中的不成文宪法 |
| 三、立法者的法理学之内部面向:政党法治国 |
| (一)走出“法律帝国” |
| (二)多元一体的法治共和国 |
| (三)法治的中国模式:政党法治国 |
| 四、立法者的法理学之外部视野:帝国与国际法 |
| (一)地缘政治学与“麦金德时代” |
| (二)帝国:做世界的立法者 |
| (三)帝国的悖论与人类命运共同体 |
| 第二节 政治宪法学 |
| 一、政治宪法学的本体论:宪法的政治性 |
| (一)思想的轨迹:从国家哲学到政治宪法学 |
| (二)政治宪法学的“政治”意涵 |
| (三)政治的状态:从非常政治到日常政治 |
| 二、政治宪法学的方法论:宪制发生学 |
| (一)“历史—规范主义” |
| (二)“生命—结构主义” |
| (三)宪制发生学的三条线索 |
| 三、政治宪法学的价值论:宪法的规范性 |
| (一)政治宪法学的“左”与“右” |
| (二)宪法的规范性:政治立宪主义 |
| 第三节 大国宪制论 |
| 一、农耕中国的时间之维 |
| (一)大历史观:在长时段中拾起历史 |
| (二)“拧干时间” |
| 二、农耕中国的空间构造 |
| (一)家 |
| (二)国 |
| (三)天下 |
| 三、农耕中国的制度肉身 |
| (一)皇帝 |
| (二)士人 |
| (三)国人/村民 |
| 四、农耕中国的治理之术 |
| (一)文韬:农耕中国的文化宪制 |
| (二)武略:农耕中国的军事宪制 |
| (三)经世济民:农耕中国的经济宪制 |
| 五、大国末路:农耕中国的宪制困境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迈向“国家的法理论” |
| 第一节 “国家的法理论”之时代语境 |
| 一、“新时代”的多重意蕴 |
| 二、新时代的法理论命题 |
| 三、迈向“国家的法理论”的时代契机 |
| 第二节 “国家的法理论”之研究对象 |
| 一、法理的概念意涵与多维属性 |
| 二、现代国家建构的法理 |
| 第三节 “国家的法理论”之主题构成 |
| 一、国家理性 |
| (一)国家福祉 |
| (二)治国技艺 |
| 二、法律理性 |
| (一)法律的实质理性 |
| (二)法律的形式理性 |
| 三、政党理性 |
| (一)中国梦 |
| (二)执政能力 |
| 四、新时代中国国家建构的法理图景 |
| (一)政党—国家理性:政党领导的现代中国 |
| (二)立宪的国家理性:国家理性与法律理性的双向型塑 |
|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以及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成果 |
| 后记 |
（3）先秦法家管理哲学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目的和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三、基本思路与主要创新 |
| 四、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先秦法家管理哲学思想概述 |
| 第一节 先秦法家管理哲学思想的界定 |
| 一、管理哲学的内涵与中国管理哲学 |
| 二、中国管理哲学的主要内容 |
| 三、先秦法家管理哲学思想的内涵界定 |
| 第二节 先秦法家管理哲学思想的分类与体系 |
| 一、先秦法家管理哲学思想的分类 |
| 二、先秦法家管理哲学思想的体系 |
| 第三节 先秦法家管理哲学思想的主要特征 |
| 一、先秦法家管理哲学思想的理论特征 |
| 二、先秦法家管理哲学思想的实践特征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先秦法家管理哲学思想的生成过程 |
| 第一节 时代背景:先秦时期的重要历史特征 |
| 一、宗法制的特征 |
| 二、历史文化特征 |
| 三、氏族统治特征 |
| 第二节 内在基础:先秦时期的重大社会变迁 |
| 一、井田制瓦解促成了新的管理实践活动 |
| 二、奴隶制崩溃催生了新的管理形态 |
| 三、礼法分离、以法去礼形成了新的管理理念 |
| 四、成文法运动总结了管理哲学的规律 |
| 第三节 思想资源:先秦诸子思想的重要影响 |
| 一、道家对先秦法家管理哲学思想的影响 |
| 二、儒家及墨家对先秦法家管理哲学思想的影响 |
| 三、名家及兵家对先秦法家管理哲学思想的影响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先秦法家管理哲学思想的理论维度 |
| 第一节 “自利自为”的管理人性观 |
| 一、“自利自为”管理人性观的逻辑起点 |
| 二、“自利自为”管理人性观的主要内容 |
| 三、“自利自为”管理人性观的总体评价 |
| 第二节 “一断于法”的管理控制观 |
| 一、“一断于法”管理控制观的逻辑起点 |
| 二、“一断于法”管理控制观的主要内容 |
| 三、“一断于法”管理控制观的总体评价 |
| 第三节 “法、术、势”结合的管理行为观 |
| 一、“法、术、势”结合的管理行为观的逻辑起点 |
| 二、“法、术、势”结合的管理行为观的主要内容 |
| 三、“法、术、势”结合的管理行为观的总体评价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先秦法家管理哲学思想的实践指向 |
| 第一节 “事异备变”的管理认识论 |
| 一、“事异备变”管理认识论的逻辑起点 |
| 二、“事异备变”管理认识论的主要内容 |
| 三、“事异备变”管理认识论的总体评价 |
| 第二节 “不法常可”的管理方法论 |
| 一、“不法常可”管理方法论的逻辑起点 |
| 二、“不法常可”管理方法论的主要内容 |
| 三、“不法常可”管理方法论的总体评价 |
| 第三节 “贵法不贵义”的管理价值论 |
| 一、“贵法不贵义”管理价值论的逻辑起点 |
| 二、“贵法不贵义”管理价值论的主要内容 |
| 三、“贵法不贵义”管理价值论的总体评价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先秦法家管理哲学思想的当代价值 |
| 第一节 先秦法家管理哲学思想的现实维度与创造性转化 |
| 一、先秦法家管理哲学思想的现实维度 |
| 二、先秦法家管理哲学思想的创造性转化 |
| 第二节 先秦法家管理哲学思想与深化改革及依法治国 |
| 一、为全面深化改革提供理论参考 |
| 二、为全面依法治国提供思想借鉴 |
| 第三节 先秦法家管理哲学思想与现代化国家治理 |
| 一、先秦法家管理哲学与现代化宏观管理 |
| 二、先秦法家管理哲学与现代化国家治理模式 |
|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论文 |
（4）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的融通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目的与意义 |
| 一、理论意义 |
| 二、现实意义 |
| 第二节 相关研究综述 |
| 一、中国共产党领导集体的理论成果 |
| 二、国内专家学者的理论成果 |
| 三、国外专家学者的相关研究 |
| 第三节 研究方法与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融通发展的必要性与可能性 |
| 第一节 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融通发展的必要性 |
| 一、理论自身发展的需要 |
| 二、中国革命建设实践的需要 |
| 三、世界与时代发展的需要 |
| 第二节 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融通发展的可能性 |
| 第三节 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融通发展的历史过程 |
| 第二章 中国传统哲学的思想内涵与当代价值 |
| 第一节 中国传统哲学的内涵及特质 |
| 一、中国传统哲学的结构 |
| 二、中国传统哲学的内涵 |
| 三、中国传统哲学的特质 |
| 第二节 中国传统哲学的当代价值 |
| 一、传统哲学的天人之思及其当代价值 |
| 二、传统哲学本体论的特点与现代价值 |
| 三、新儒学的思想内涵及其现代意义 |
| 四、中国传统哲学的创新转化的当代价值 |
| 第三节 中国传统哲学创新转化的必要性及现实路径 |
| 一、中国传统哲学创新转化的必要性 |
| 二、中国传统哲学创新转化的现实路径 |
| 第三章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文化基础与路径选择 |
| 第一节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文化基础 |
|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文化图景 |
| 二、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民族性与时代性 |
| 第二节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文化底蕴 |
| 一、文化底蕴研究的意义与价值 |
| 二、文化底蕴中异质文化间的多元互动 |
| 三、后现代文化对文化底蕴的补充与发展 |
| 第三节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路径与价值选择 |
|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路径选择 |
| 二、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价值选择 |
| 第四章 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融通发展的机制、过程与方法 |
| 第一节 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融通发展的机制 |
| 第二节 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融通发展的过程 |
| 一、文本的互动与生成 |
| 二、多元思想的碰撞与交融 |
| 三、视域融合 |
| 四、综合创新 |
| 第三节 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融通发展的方法 |
| 第五章 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融通发展的几个视角 |
| 第一节 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融通发展的科技视角 |
| 一、现代及后现代主义哲学科技观对科技异化的批判 |
| 二、融通视域下马克思主义哲学科技观的中国化 |
| 第二节 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融通发展的生态视角 |
| 一、人类中心主义生态观的内涵及发展过程 |
| 二、人类中心主义生态观的发展困境与理性反思 |
| 三、反人类中心主义生态观的内涵与意义 |
| 四、融通视域下马克思主义哲学生态观的中国化 |
| 第三节 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融通发展的人学视角 |
| 一、现代及后现代视域下的人学困境 |
| 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人学观与中国传统哲学人学观的契合 |
| 三、融通视域下马克思主义哲学人学观的中国化 |
| 结束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5）宋以前佛教西方净土思想与文学（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内容、方法及意义 |
| 一、论文题目释义 |
| 二、研究对象及方法 |
| 三、研究动机和意义 |
| 第二节 研究综述、思路及论文创新 |
| 一、研究综述 |
| 二、研究思路及论文创新 |
| 第二章 西方净土思想及其向中土的传播 |
| 第一节 西方净土思想的内容 |
| 一、净土与佛国土、极乐世界 |
| 二、本愿思想与他力法门 |
| 三、生天理想与轮回解脱 |
| 四、净土法门与念佛修持 |
| 第二节 西方净土思想的渊源 |
| 一、阿弥陀佛和西方极乐世界的起源问题 |
| 二、佛教净土思想的思想史探源:基于经验实践的伦理转向 |
| 第三节 西方净土思想的传入 |
| 一、西方净土思想传入前汉地的宗教思想环境 |
| 二、净土经典的传译及本土着述 |
| 第三章 西方净土思想在汉魏两晋时期的阐释与文学表现 |
| 第一节 念佛三昧提出的思想背景 |
| 一、佛法东流,禅数先行 |
| 二、玄学思潮与黄老之术 |
| 三、从神通方术转向佛教义学 |
| 第二节 念佛三昧的提出 |
| 一、《般舟三昧经》中的“念佛三昧” |
| 二、《坐禅三昧经》中的“念佛三昧” |
| 三、慧远的《念佛三昧诗集序》 |
| 第三节 西方净土思想的两种不同阐释路径:名相化和般若化 |
| 一、名相化和般若化 |
| 二、慧远僧团与鸠摩罗什僧团所传“念佛三昧”之比较 |
| 第四节 念佛经验的诗学表现:僧团文人笔下的“念佛三昧” |
| 一、以象为本的审美创作 |
| 二、注重虚静的审美意趣 |
| 第四章 西方净土思想在南北朝时期的阐释与文学表现 |
| 第一节 西方净土思想在南北朝时期的传播情况 |
| 一、经典的译入:《观无量寿经》和《无量寿经优婆提舍》 |
| 二、南北方的不同传播情况 |
| 第二节 西方净土思想在南北朝时期的涅盘学转向 |
| 一、西方净土思想的地论学渊源 |
| 二、《无量寿经优婆提舍愿生偈》的华严倾向与唯识倾向 |
| 三、《大智度论》中般若化的净土思想 |
| 四、昙鸾的“安乐净土义”:信愿持名,往生极乐 |
| 五、净影慧远的“净土义”:法身为本,身土相应 |
| 第三节 西方净土思想与南北朝文学:僧传叙事中净土高僧的形象塑造 |
| 一、情节要素的初步形成 |
| 二、往生异相的三时表现 |
| 三、感梦神话及其深层内涵 |
| 第五章 西方净土思想在隋唐五代时期的阐释与文学表现 |
| 第一节 西方净土思想在隋唐五代时期的传播情况 |
| 一、念佛风气的盛行 |
| 二、造像、绘画艺术的发达 |
| 三、抄经的普及 |
| 四、净土社 |
| 第二节 西方净土思想在隋唐时期的成熟 |
| 一、隋唐五代时期传入的涉及西方净土的经典及思想内容 |
| 二、西方净土思想的成熟及理论体系的确立 |
| 第三节 唐代文人诗中的西方净土意象及情感表达 |
| 一、唐诗净土意象指向的往生主题 |
| 二、唐诗净土意象赞咏的光明情境 |
| 三、唐诗净土意象表达的景慕之情 |
| 四、唐诗净土意象蕴含的出尘之思 |
| 第四节 净土史实和文学想象:唐代传奇小说中的西方净土叙事 |
| 一、唐代传奇小说中的西方净土叙事内容及特征 |
| 二、史实与创作:对比唐代净土僧传叙事与传奇小说中的西方净土叙事 |
| 三、作意好奇:叙事学角度分析西方净土叙事中的文学笔法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一、经籍与古籍 |
| 二、中文论着及译着 |
| 三、学术论文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的论文成果 |
（6）在政治调节中强化王权：《韩诗外传》政治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意义及研究问题 |
| 一、研究意义 |
| 二、研究问题 |
| 第二节 研究现状述评 |
| 一、有关《外传》与诗之关联的研究 |
| 二、有关《外传》思想内涵的研究 |
| 三、《外传》与《孟子》《荀子》及道家法家思想的关联 |
| 四、有关《外传》政治思想史地位的研究 |
| 第三节 研究方法和研究思路 |
| 一、政治学的方法论转向 |
| 二、研究方法 |
| 三、研究思路 |
| 第四节 研究重点难点 |
| 一、研究重点 |
| 二、研究难点 |
| 第一章 秦汉鼎革儒法争鸣视域下的《韩诗外传》 |
| 第一节 汉承秦制的制度沿革与革秦之弊的文化变革 |
| 一、汉制对秦制的因袭 |
| 二、汉初士人群体对秦之政治形象的型塑 |
| 三、革秦之弊的政治文化变革 |
| 第二节 汉初士人的问题意识及其对策 |
| 一、汉代秦的政治合法性析论 |
| 二、汉初政治思想中的求治、求一、求变特点 |
| 三、韩婴及其《韩诗外传》 |
| 第二章 礼法同治 |
| 第一节 《外传》礼治思想 |
| 一、基于等级分化的一统秩序 |
| 二、欲望的节制:治身心以礼 |
| 三、君子人格的教化功用 |
| 第二节 礼法合治的治理结构 |
| 一、礼法关联 |
| 二、国法与家礼的治理结构 |
| 第三节 先秦秦汉时期礼之“义”的演绎理路 |
| 一、道、德、仁、义、礼、法的演变 |
| 二、《仪礼》到《礼记》的内在演绎理路 |
| 三、礼通国家、社会、人心 |
| 四、孔子之仁到礼之义 |
| 第三章 忠孝矛盾与道君张力 |
| 第一节 忠君与孝亲间的结构性张力 |
| 一、立处忠孝之间的《外传》 |
| 二、忠孝矛盾的历史演进 |
| 三、移孝作忠的政治逻辑分析 |
| 第二节 尊道学与尊君间的张力 |
| 一、士尊道义而不与富强 |
| 二、身处道学与王权之间的士人 |
| 第四章 君臣一体 |
| 第一节 君道思想 |
| 一、政治价值的核心 |
| 二、政治决策的主体 |
| 第二节 臣体思想 |
| 一、任贤与纳谏 |
| 二、政治体系的参与者和执行者 |
| 第三节 民本思想 |
| 一、政治系统的从属者 |
| 二、社会资源的供给者 |
| 第五章 天人合一政治思维模式 |
| 第一节 《外传》中的天人关系 |
| 一、天人二分思想 |
| 二、天人合一思想 |
| 第二节 “天人合一”比类逻辑析论 |
| 一、天人相类与比类逻辑 |
| 二、天人合一政治思维消解人的主体性建构 |
| 三、基于方法论反思的天人合一思想 |
| 第三节 重建天人关系与“春秋大一统” |
| 一、先秦时期的天人观 |
| 二、向“春秋大一统”的过渡 |
| 结语: 在政治调节中强化王权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期间发表论文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7）传承与创新：文化现代化视野下的中国书院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第一节 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 一、选题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研究现状与分析路径 |
| 一、相关论题研究现况 |
| 二、分析路径 |
| 第三节 理论框架与核心概念界定 |
| 一、理论框架 |
| 二、核心概念界定 |
| 第四节 研究方法与资料来源 |
| 一、文献梳理与文本解读 |
| 二、理论梳理与理论探索 |
| 三、田野调查与个案分析 |
| 第二章 传承与创新:中国书院的文化传统 |
| 第一节 书院文化传统的萌动 |
| 一、书院是对私学传统的传承与发展 |
| 二、书院最初的形态与功能 |
| 三、书院文化萌动中的交流、融合与转向 |
| 第二节 书院文化传统的生成 |
| 一、书院文化正式兴起的背景 |
| 二、书院运行规制的形成与创新 |
| 三、书院文化精神的巩固与推广 |
| 第三节 书院文化传统的兴盛与流变 |
| 一、近代化中国何时开始:中国文化现代化的准备 |
| 二、书院的兴盛与流变:未完成的近代文化转型 |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冲击与适应:近代中国书院的现代化 |
| 第一节 文化冲击下的中国书院改革 |
| 一、文化现代化起步的前奏:知识进步与西学东渐时期的书院 |
| 二、文化现代化起步:鸦片战争前后思想的进步与书院改革 |
| 第二节 文化冲击下的适应:中国书院改制 |
| 一、维新变法与书院改革的探索 |
| 二、文化制度的进步与转型:书院改制与科举废除 |
| 第三节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变迁与转型:现代中国书院的现代化 |
| 第一节 书院现代化变迁的背景:五四前后的中国文化现代化 |
| 一、传统的变迁:从“中体西用”到“西化” |
| 二、现代化的启蒙:关于“中国本位”与“全盘西化”的论争 |
| 三、思想的进步:五四前后中国现代化思想启蒙的演变 |
| 第二节 “国学”兴起与载体的最初探索 |
| 一、“国学”的兴起与争论 |
| 二、“国学”实践载体的最初探索 |
| 第三节 中国书院现代化转型的探索 |
| 一、书院现代化转型的探讨 |
| 二、书院现代化转型的实践 |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传统的复兴:当代中国书院现代化的发展 |
| 第一节 文化现代化下当代中国书院发展的背景 |
| 一、全球文化现代化下的中国文化与“国学”的发展 |
| 二、传统文化现代化下的中国书院的转型延续 |
| 第二节 当代中国书院现代化发展的历史分期 |
| 一、1949-1977年间计划时期的中国书院 |
| 二、1978-2001年间改革时期的中国书院 |
| 三、2002-2007年间追赶时期的中国书院 |
| 四、2008-2017年间飞跃时期的中国书院 |
| 第三节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当代中国书院现代化发展的新特点与新问题 |
| 第一节 当代中国书院现代化建设的特点 |
| 一、多重主体、多种力量参与到当代书院建设之中 |
| 二、当代中国书院现代化的发展新模式 |
| 第二节 当代中国书院现代化发展中的关键问题 |
| 一、功能、目标如何定位 |
| 二、机制、体制如何创新 |
| 三、建筑、环境如何再造 |
| 四、教育内容、方式如何施行 |
| 五、书院团体的联盟化如何发展 |
| 第三节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当代中国书院现代化发展的传承与创新—以厦门筼筜书院为例 |
| 第一节 厦门筼筜书院的概况 |
| 一、筼筜书院的创院历程 |
| 二、筼筜书院的文化传承与时代思考 |
| 三、筼筜书院的环境再造与建筑创新 |
| 第二节 厦门筼筜书院的日常国学实践活动 |
| 一、讲学:全面尝试力求经典的国学课程 |
| 二、礼乐:丰富多彩力求修身的国艺教习 |
| 三、活动:形式多样力求底蕴的文化活动 |
| 四、出版:努力恢复力求提升的文库出版 |
| 第三节 厦门筼筜书院的现代化运营与管理 |
| 一、学生管理 |
| 二、课程与师资管理 |
| 三、“学田”与产业化的经营 |
| 四、宣传推广的平台 |
| 第四节 厦门筼筜书院现代化的特色与问题 |
| 一、现代化的功能定位 |
| 二、高校的合作与联动 |
| 三、参与地区书院建设 |
| 四、当前所面对的问题与选择 |
| 第五节 当代新型书院现代化发展再思考 |
| 一、坚持以国学经典教育为中心 |
| 二、设置适合现代人需求的课程 |
| 三、争取多方面力量联合办学 |
| 四、加强书院之间的交流互动 |
| 五、结合地方文化特色建设 |
| 第六节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结论与思考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一、史料集 |
| 二、研究着作 |
| 三、研究论文 |
| 四、其他资料 |
| 在学期间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8）“天”的伦理精神气质（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无天”的“后伦理时代” |
| 1. “后伦理时代”的祛魅与僭越 |
| 2. “天”之道德哲学探究的意义 |
| 二、“天”的研究综述 |
| 1. “天”的历史类型 |
| 2. “天”的逻辑类型 |
| 3. 从“类型”到“气质” |
| 三、研究内容与基本方法 |
| 1. 研究内容 |
| 2. 研究方法 |
| 四、“精神哲学”及其体系 |
| 1. “精神”“伦理道德的辩证体系” |
| 2. 精神的“还原”:“一”与“全”的形上理念 |
| 3. 精神的本质:层累生长的意义世界 |
| 4. 精神哲学的体系 |
| 五、“天”之气质的精神哲学诠释 |
| 1. 核心要点 |
| 2. 整体框架 |
| 六、可能的创新与不足 |
| 1. 创新点 |
| 2. 不足之处 |
| 上篇 “天”之“理” |
| 第一章 “天”之“体”的逻辑生长 |
| 第一节 自然的“物-体” |
| 一、“天”的自然属性 |
| 二、自然之“天”的可能 |
| 三、自然之“天”的不可能 |
| 第二节 宗教的“神-体” |
| 一、“天”的神圣属性 |
| 二、宗教之“天”的真实 |
| 三、宗教之“天”的虚幻 |
| 第三节 理性的“本体” |
| 一、“天”的本体属性 |
| 二、理性之“天”的实在 |
| 三、理性之“天”的非实在 |
| 第四节 “天”之伦理精神气质诸形态 |
| 一、道德的“主体” |
| 二、教化的“个体” |
| 三、伦理的“实体” |
| 四、“天”之伦理精神气质的辩证综合 |
| 第二章 “天”与“存在”:意义世界的建构 |
| 第一节 三种形态的存在论 |
| 一、追问“存在者” |
| 二、“存在”作为谓词 |
| 三、意义世界具体真实之存在 |
| 第二节 “天”-“伦”:意义世界的化生 |
| 一、“伦”的终极存在 |
| 二、“天”之化生:伦理实体的“在世之在” |
| 三、“伦”-“理”的形上基础 |
| 第三节 “天”-“德”:意义世界的持存 |
| 一、“德”的终极来源 |
| 二、“德”-“道”:意义世界的持存 |
| 三、“伦”-“理”-“道”-“德”的伦理形而上学 |
| 中篇 “天”之“道” |
| 第三章 “天”之“体”的历史生长 |
| 第一节 “天”之“体”的精神孕育与发端 |
| 一、天空、天象、天庭 |
| 二、自然之“天”的宗教化 |
| 三、“天帝”转向“天命” |
| 第二节 “天”之“体”的精神异化与抽象性发展 |
| 一、疑天、怨天、制天 |
| 二、作为抽象本体的“天道” |
| 三、作为内在主体的“天德” |
| 第三节 “天”之“体”的精神成熟 |
| 一、“天理”的辩证综合 |
| 二、“天理流行”:意义世界的层累生长 |
| 三、“天”之伦理精神气质的历史建构 |
| 第四章 “天”与伦理学的中国形态 |
| 第一节 伦理学的中国形态 |
| 一、“为己”的德行伦理 |
| 二、“安伦尽分”的规范伦理 |
| 三、走向意义世界的伦理形而上学 |
| 第二节 “天”的伦理精神气质之显现 |
| 一、成圣的道德人格 |
| 二、畏天、敬天、乐天的道德情感 |
| 三、“同天”的道德境界 |
| 下篇 “天”之“命” |
| 第五章 “天”之“体”的现实复归 |
| 第一节 后伦理时代的生态危机 |
| 一、“天”覆灭的外在风险 |
| 二、自然生态危机 |
| 三、价值生态危机 |
| 第二节 “天”的时代变迁 |
| 一、伦理实体的祛魅 |
| 二、欲望的个体世界 |
| 三、对“自然”的曲解 |
| 第三节 “天”的精神复归 |
| 一、生态系统的伦理实体本质 |
| 二、生态价值的伦理精神取向 |
| 三、以“天”为“天”的新生态价值观 |
| 第六章 回到“伦理信仰” |
| 第一节 “后伦理时代”的信仰危机 |
| 一、“天”覆灭的内在风险 |
| 二、神圣性之丧失 |
| 三、现代人的精神迷惘 |
| 第二节 信仰的多元形态 |
| 一、独一宗教的外在超越 |
| 二、道德生命的内在超越 |
| 三、对意义世界存在的信仰 |
| 第三节 对话文明语境下的伦理信仰 |
| 一、从轴心文明到对话文明 |
| 二、多元信仰和谐共处 |
| 三、信“天”的伦理信仰 |
| 结语 一个邀请:开启“天学”的新历程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及读博期间学术成果 |
| 后记 |
（9）生态共同体视域下河西走廊生态治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问题提出的背景及研究意义 |
| (一) 问题提出的背景 |
| (二) 研究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一) 关于共同体的国内外研究概况 |
| (二) 国内关于河西走廊生态治理问题的研究 |
| (三) 关于国内外研究现状的思考 |
| 三、研究的重难点及创新 |
| 四、研究的思路与方法 |
| 第一章 生态共同体理论概述 |
| 第一节 生态共同体的出场背景 |
| 一、生态危机吁求生态共同体出场 |
| 二、生态危机昭示人与自然关系的异化 |
| 三、生态危机威胁人类文明的繁荣永续 |
| 第二节 生态共同体的内涵 |
| 一、生态共同体以遏制生态危机为使命 |
| 二、生态共同体尊重人与自然的共生价值 |
| 三、生态共同体着力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解 |
| 第三节 生态共同体出场的理论渊源 |
| 一、马克思人与自然的和谐思想 |
| 二、过程哲学的有机整体思想 |
| 三、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生态思想 |
| 第二章 生态共同体的生成价值和实践指向 |
| 第一节 生态共同体的生成逻辑 |
| 一、和谐共存的自然共同体 |
| 二、貌合神离的社会共同体 |
| 三、天人合一的生态共同体 |
| 第二节 生态共同体的生成价值 |
| 一、拓宽人与自然的认知视域 |
| 二、重塑人与自然的共生价值 |
| 三、谋取人与自然的共同福祉 |
| 第三节 生态共同体的实践指向 |
| 一、拒斥经济理性 |
| 二、遵行绿色发展理念 |
| 三、建设生态文明 |
| 第三章 河西走廊生态治理的现实境遇 |
| 第一节 河西走廊的地理环境及区位 |
| 一、河西走廊的自然地理概况 |
| 二、古代丝绸之路的重要通道 |
| 三、滋育生灵的绿洲走廊 |
| 第二节 河西走廊生态治理的历史逻辑 |
| 一、河西走廊人地关系的历史演变 |
| 二、河西走廊人地关系的现实境况 |
| 第三节 河西走廊生态治理的现实缺陷 |
| 一、政府主导生态治理失效 |
| 二、生态综合治理机制不健全 |
| 三、生态治理中的发展理念滞后 |
| 第四章 河西走廊生态治理价值取向的转向 |
| 第一节 生态治理的双重向度 |
| 一、以人为本的内在回归 |
| 二、以和谐共生为旨趣的外在超越 |
| 第二节 人类中心主义主导的单一价值取向 |
| 一、人为自然立法 |
| 二、竭泽而渔的黑色经济发展方式 |
| 三、单一主体的生态治理 |
| 第三节 生态共同体福祉为旨归的多元价值取向 |
| 一、人向自然的生成 |
| 二、天地美生的绿色发展方式 |
| 三、多元协同的生态治理 |
| 第五章 河西走廊多元协同的生态治理新路径 |
| 第一节 多元协同的生态治理秉持的基本理念 |
| 一、秉持有机整体主义的统合理念 |
| 二、秉持人与自然互不相胜的共生理念 |
| 三、秉持可持续性的新发展理念 |
| 第二节 多元协同的生态治理须要新发展理念引领 |
| 一、创新发展是生态治理的不竭动力 |
| 二、协调发展是生态治理的根本保障 |
| 三、绿色发展是生态治理的实践逻辑 |
| 四、开放发展是生态治理的有利条件 |
| 五、共享发展是生态治理的最终归宿 |
| 第三节 多元协同的生态治理新路径 |
| 一、完善生态保护与治理的制度体系 |
| 二、发展生态经济 |
| 三、发展生态科技 |
| 四、发掘生态文化资源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科研成果 |
（10）范式转换与话语形构 ——20世纪前期（1912-1937）中国油画的现代语境（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二十世纪中国美术史研究的路向、角度及展开 |
| 第二节 关于中国油画研究现状的文献综述 |
| 第三节 本论文研究问题的提出、研究思路、意义及方法 |
| 一、本论文对中国油画历史研究问题的提出 |
| 二、研究思路 |
| 三、研究意义 |
| 四、研究方法 |
| 第二章 范式转换：现代艺术教育与艺术生产 |
| 第一节 “范式”概念与现代美术教育的“范式转换” |
| 一、范式转换：概念的界定与阐释 |
| 二、作为艺术教育与艺术生产的“范式”概念 |
| 第二节 现代美术教育的“范式转换” |
| 一、图画手工科：现代美术教育“范式”的开始 |
| 二、美术学校教育：从实利到美育的“范式转换” |
| 三、艺术留学：从“西艺非要”到“勤工俭学” |
| 第三节 艺术生产的“范式转换” |
| 一、“前范式”：早期中国油画的“传习” |
| 二、范式转换：作为“范式”革命的“美术革命”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话语形构：“合法性”的理性基础与传统基础 |
| 第一节 中国油画话语主体的形成与建构 |
| 一、话语形构：概念的界定与阐释 |
| 二、话语主体的形成：我们需要西洋画吗？ |
| 第二节 话语主体的分散与分歧 |
| 一、话语主体的分散：美术教育的“日本体系”与“法国体系” |
| 二、话语主体的“分歧”：为“什么”而艺术？ |
| 第三节 话语建构：符合社会行动“合法性”的理性基础 |
| 一、价值理性的：民族国家 |
| 二、工具理性的：科学、美育与革命 |
| 第四节 还原：“合法性”的传统基础——以《台湾遗民图》为例 |
| 一、家国、遗民：《台湾遗民图》的价值理性 |
| 二、本质直观：“中西融合”实践中的“传统基础”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话语形构的“公共领域”：美术学校、西画社团、美术展览与出版媒介 |
| 第一节 美术学校：话语主体形成的核心 |
| 一、国立美术学校教育 |
| 二、私立美术学校教育 |
| 第二节 美术展览：话语主体的表达与呈现 |
| 一、现代美术展览的萌芽 |
| 二、美术展览馆的建设与考察：现代美术展览的演进 |
| 第三节 西画社团：话语主体的建构与扩张 |
| 一、西画社团的作用 |
| 二、现代西画社团 |
| 第四节 出版媒介：话语主体的“延伸” |
| 一、话语主体的载体 |
| 二、现代媒体的几种重要类型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身体与身份建构：中国油画的本土化与现代性 |
| 第一节 实践感：身体逻辑与文化投射 |
| 一、概念阐释：身体与“实践感” |
| 二、族群归属：在原乡被构建的身体 |
| 三、静沐西风：在他乡被重构的身心 |
| 四、新女性：女油画家们的油画艺术 |
| 第二节 有“我”之境与无“我”之境：中国油画的现代性 |
| 一、有“我”之境：艺术精神上的“中西融合”——以徐悲鸿、林风眠与刘海粟为例 |
| 二、无“我”之境：是西方主义的“模仿”还是现代主义的“新写实”？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在校期间发表的论文、会议、展览等科研活动与成果 |
| 致谢 |
| 附录 |
四、价值理性缺失与明清之际中国士人的传统导向（论文参考文献）
- [1]旧学新知之间的边缘人 ——以晚清温州士人刘绍宽为中心[D]. 李书卿. 华东师范大学, 2020(10)
- [2]当代中国法理学的国家观研究[D]. 董政. 吉林大学, 2019(02)
- [3]先秦法家管理哲学思想研究[D]. 王拓. 黑龙江大学, 2019(05)
- [4]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的融通发展研究[D]. 郭晓旭. 中共中央党校, 2019(02)
- [5]宋以前佛教西方净土思想与文学[D]. 丁良艳. 陕西师范大学, 2019(08)
- [6]在政治调节中强化王权：《韩诗外传》政治思想研究[D]. 宋清员. 山东大学, 2019(02)
- [7]传承与创新：文化现代化视野下的中国书院研究[D]. 戴美玲. 厦门大学, 2018(12)
- [8]“天”的伦理精神气质[D]. 赵浩. 东南大学, 2018(05)
- [9]生态共同体视域下河西走廊生态治理研究[D]. 张钰. 陕西师范大学, 2018(12)
- [10]范式转换与话语形构 ——20世纪前期（1912-1937）中国油画的现代语境[D]. 曹司胜. 中国艺术研究院, 2018(01)